多情客游记

《多情客游记》是英国18世纪作家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之外的另一代表作。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游记体裁的戏仿，主角是一个受感情冲动和奇怪念头驱使的堂吉诃德式的流浪汉。他的“旅行”十分随意，彰显了兴之所至、多情善感的情感逻辑，同时在感伤之中又蕴含诙谐幽默，暗藏着多面的嘲讽，具有多面而又丰富的文学和文化内涵。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18世纪英国小说大师。他生活于英语小说刚刚开始成型的时期，但他又打破了小说创作的一切规则和束缚，他上承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伟大传统，下启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吴尔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一批现代文学大师，被誉为现在小说的鼻祖，甚至是生活于18世纪的第一位后现代小说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的原则进行翻译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是中国外国文学的*高研究机构。一九七八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至二〇〇〇年完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之*，体现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高水平。

历经半个多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为网格图案，因而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网格本”问世几十年来，收到几代读者的喜爱，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堪称对新中国读者影响*大的外国文学丛书之一。

在中国读者阅读力持续增强的二十一世纪，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空前频繁的新时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值此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面世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谨向为本丛书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和热爱外国文学名著的广大读者致以崇高敬意！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1958—1966

卞之琳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冯 至 田德望

朱光潜 孙家晋 孙绳武 陈占元 杨季康 杨周翰

杨宪益 李健吾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 季羡林

闻家驷 钱学熙 钱锺书 楼适夷 蒯斯曛 蔡 仪

1978—2001

卞之琳 巴 金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卢永福

冯 至 田德望 叶麟鎏 朱光潜 朱 虹 孙家晋

孙绳武 陈占元 张 羽 陈冰夷 杨季康 杨周翰

杨宪益 李健吾 陈 燊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

季羡林 姚 见 骆兆添 闻家驷 赵家璧 秦顺新

钱锺书 绿 原 蒋 路 董衡巽 楼适夷 蒯斯曛

蔡 仪

2019—

王焕生 刘文飞 任吉生 刘 建 许金龙 李永平

陈众议 肖丽媛 吴岳添 陆建德 赵白生 高 兴

秦顺新 聂震宁 臧永清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的原则进行翻译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是中国外国文学的最高研究机构。一九七八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至二〇〇〇年完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之最，体现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

历经半个多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在中国读者阅读力持续增强的二十一世纪，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空前频繁的新时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精品，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值此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面世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谨向为本丛书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和热爱外国文学名著的广大读者致以崇高敬意！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

译本序

《多情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和作者的第一部作品《项狄传》一样，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其作者劳伦斯·斯特恩也是以文风和做人方面同样的狂放不羁而闻名于世，堪称十八世纪英国文坛上的“坏孩子”。

劳伦斯·斯特恩（Laurnece Sterne，1713—1768）出生于爱尔兰下级军官家庭，幼年随着父亲从一个驻地转向另一个驻地，少年时代在英国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市读了八年正规学校。一七三一年，当斯特恩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他依靠亲戚的资助进入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作为一名减费生攻读学位；一七三八年，他被授予牧师资格并任命为约克郡附近苏顿教区的教区长，一七四一年结婚，生有一个女儿。教区长这差事清闲，斯特恩有余暇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绘画、读书、射击、收藏图书等等。他的私人藏书很丰富，其中有对他的创作发生影响的拉伯雷、塞万提斯的作品，以及托马斯·勃顿的《忧郁的解剖》等名著，也有如《论鸦片》《地狱赞》《论鞭笞》一类怪书，足以说明藏书人的奇特趣味。

一七五九年，斯特恩开始动笔写《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eman），一七六年头两卷公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作为牧师的斯特恩，笔下如此粗野，甚至猥亵，使当时的文人学士为之震惊。道德风化方面的问题暂且不论，即使从文学角度，《项狄传》也令人瞠目结舌——全书没有连贯的合乎理性逻辑的情节，主人公在“故事”进展一半才诞生，大部分篇幅表现两个怪癖老头的闲聊，全书从语言到形式都毫无章法——书中有空白页要读者凭想象去填补，有的“章节”只有一句话充数，有的“段落”只见条条横道儿在空白页上东爬西窜，有的章节好端端地开头，末尾却溶在一片星星点点的符号中……若不注明是出版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还令人怀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最新标本哩！著名作家及小说理论家E.M．福斯特曾说《项狄传》是一部“幻想曲”。《项狄传》是分卷出版的，最后一卷一七六七年问世。从斯特恩的书信判断，《游记》是当年五月动笔的，年底完稿，第二年，即一七六八年，二月底出版。不幸作者染上流行性热病，三月十八日与世长辞。

《多情客游记》（A Sentimental Journey）在形式上比《项狄传》规范一些，它以作者本人一七六五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一次旅行为素材，假托为教士约里克的自述，好像是讲给友人听的。文中称呼的尤金尼厄斯和伊莱扎都实有其人，前者是作者的挚友霍尔·斯蒂文森，后者是作者爱慕的有夫之妇德雷珀夫人，原名伊丽莎白·斯克雷特。在斯特恩的《游记》之前，《奥德修斯》《堂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等早已确立了“游记”的小说形式。但是我们打开斯特恩的《游记》便会发现，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游记；在它那薄薄的“游记”体的外壳下，缓缓流淌的感情暖流使我们早已忘记自己跟着游客走到哪一国哪一站，而完全掉进了一个更加迷人的感情世界。

在《单座马车》一章前言中，约里克做了一番“游客研究”，把他们分门别类称为“闲散的游客、好奇的游客、说谎的游客、骄傲的游客、虚荣的游客、怨恨的游客”等，在约里克看来，他们都是动机不纯的、不够格的游客，只有他，多情善感，掌握了旅游的真谛，才是真正的游客。

《游记》英文原名中“sentimental”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跟现代意义上的“感伤”混淆起来。英语中“sentimental”一词早在乔叟的笔下就出现过，到十八世纪更为流行是与斯特恩《游记》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的，但在斯特恩笔下，“sentimental”不包含现在的感伤意味，而更多指敏感、同情、感情的共鸣……它不全靠感情达到效果，也诉诸心智。《游记》写约里克从法国的加来、巴黎、凡尔赛到意大利的旅行，却对途中景物描写很少。游客的见闻和遭遇只是一幅幅素描，一个个互相孤立的“事件”，构成无起始也无终点的循环。作者以“事件”为楔子，借以披露自己的思绪，追求心理的真实：一个招式、一个语气、一个眼神、路边的景观，都足以引发游客一颗敏感的心的颤动。约里克的自述着重于对自己心迹的追踪，对自己情感的剖析，对自己反应的研究和再反应。总之，真正的旅行和探险是在游客的情绪、直觉、感应、感情之中。汉译《多情客游记》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作品的原意。

总之，阅读《游记》，要紧紧贴住“游客”的心才能品出韵味。如《游记》开头，约里克遇到圣方济各教派修士向他乞讨；他拒绝布施，还出口伤人。修士走后，他琢磨自己拒绝的原因并为自己莫名其妙的无情加无礼感到内疚。可是一转念，他又发现，这种内疚的心态使他的头脑分外机敏，处于讨价还价的最佳精神状态，于是去交涉买一辆单座马车……《游记》中可以见到不少这类意想不到的自我剖析和思想的跳跃。以上的例子中既有情的反应，又有智的运动，是约里克自我研究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这种时候，他好像走出自己，冷眼旁观，掂量自己的高尚和卑俗，识破自己最隐秘的动机。又如在动身去巴黎之际，约里克发现一位女士与他同路，就转动念头邀请她乘自己的马车同往。这时他又站出来分析自己各种不同的思想动机在脑子里的翻腾。他明确地意识到，当他要实现这一义举时，他的秉性中所有的邪恶欲念和劣根性都惊觉起来……这里有吝啬，因为他立刻想到，那就得租第三匹马……这里有戒心，因为他马上想到，自己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底细……这里有胆怯，因为他害怕引起流言蜚语……这里有伪善和利欲，因为他顾虑这样做引起丑闻会影响自己晋升，从此一辈子逃不出一个小教士的命运……出乎我们意料，面对这些杂念的袭击，约里克无动于衷，依然照原计划请女士上车。他心里明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从来听凭第一个冲动行事，不被后来的考虑所左右。

斯特恩笔下的自我分析带有明显的自我嘲讽，这也是“多情客”之“情”的一个重要特点。自我调侃、自我揶揄、自我嘲讽为全书平添了机智幽默的谐趣，使“多情客”的情与一般意义上的感伤明显地区别开来而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小说主人公的名字，约里克，本身就给读者一个暗示。约里克是《哈姆莱特》已故国王的弄臣，王子哈姆莱特在掘墓的一场戏中发现了他的头骨，于是捧在手里大发感慨：“唉，可怜的郁利克（即约里克）!……他是一个最会开玩笑、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家伙。”《游记》的主人公，教士约里克的命名本身就使我们联想到莎士比亚的约里克，并由于同名而把这个约里克的形象不可分割地与“开玩笑”与“想象力”联系起来。《游记》中的两个人物在听到“约里克”的名字时曾以为白昼见了鬼，更加突出了两个约里克之间的联系。约里克式“开玩笑”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约里克教士几次三番与女性打交道的描写表面看来未免涉及猥亵，实际上是在那里跟自己开玩笑，也跟读者开玩笑。如《诱惑》一章中，侍女跟约里克两人面对面在客店屋子里，气氛有点微妙，约里克羞红了脸，“一种令人愉快的半内疚的脸红”。后来，一个接触导向又一个接触，一个动作引出另一个动作，最后约里克好像不知不觉地跟侍女坐上床了。事后他又大发议论，自我辩护说，人的本性的网上“缠着爱和情欲的丝”，难道“为拔掉这几根丝就非得把网扯破吗？”他还颠倒常理地自称绝不犯“这样的禁欲主义”。他把自己的行为称作“征服”，要读者照他的意思去理解“征服”，不是指在床上征服了侍女。不，他是说他战胜了自己，没有听任自己去实行“禁欲主义”而是服从了造就自己的伟大的天意！我们若从字面上接受他的这番宏论，那就大大地上当了。

自我研究归根结蒂是心的研究。在《通行证》一章中约里克借题发挥，说他要刺探人们的“赤裸裸的心”，要“透过种种风土人情和宗教的不同的外衣”找出人心善良的一面，以便照此改变自己的心。这种以心刺探心、以心感应心的实例，出乎意料地在一头死驴的插曲中得到最精彩的体现。谁能从死驴身上榨出诗意呢？斯特恩就能。死驴的主人痛悼他的这个忠实伴侣，像摆弄死去亲人的遗物一样轻轻摆弄着驴的鞍子、笼头；他从袋子里取出面包，然而，那原是他要与驴分享的，因此又勾起伤情……他的悲痛是那样的单纯而动人。约里克目睹此景，万分感慨“这世界真可耻！我自言自语道——如果我们像这个可怜人爱他的驴那样彼此相爱——那就了不起了”。这个片段散发了典型的斯特恩特有的幽默式的感伤，或感伤式的幽默：老人的凄凉晚景招人怜惜，他的哀痛扯动人心，但倾注于一条死驴身上又未免不协调，甚至可笑。这就是斯特恩的情趣，他的特殊的韵味。

从《项狄传》和《游记》看来，斯特恩有些怪癖，他好像不顾现实、完全钻入自己的主观世界，他表现的思想感情的运动好像无章可循，令人捉摸不透。然而，斯特恩是在苦苦追求另一种真实。他笔下思想的空白、联想、跳跃使我们想到现代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意识流”。吴尔夫在《论现代小说》长文中这样描写“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犹如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侧重点就和往昔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斯特恩正是表现了这种瞬息间的、任意漫延、微妙难测的“意识之流”。这其实是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意识之流”如果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臆造而是一种规律，那么显而易见，它在一切古往今来的真实描写人的意识活动的作品中都应有所表现，而不会仅仅限于所谓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的《游记》就有力地宣告了这个事实。“意识流”代表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亲自为牛津版《游记》写序，倍加推崇，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们往往笼统地把英国十八世纪小说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而事实上斯特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项狄传》和《游记》看来，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重直觉、轻思想，重本能、轻理性，重感情、轻理智，重自发的联想、轻逻辑的思维，重主观价值、轻正统规范。试想，他从英国到法国去旅行，却没有注意到两国正在交战。他去法国观光，从一个侍女的举止、一个落魄贵族的谈话、一个杂货店老板和老板娘互相招呼的口气中就能品味出民族性格的特征而无须乎去考察历史和古迹。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修士、不是学者、不是贵人——虽然他们都在《游记》中出现过——而是一头死驴向他启示人要爱人的真理。斯特恩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人的主观世界的丰富性，我们至今可以从中获得教益。

《游记》出版后受到攻击，斯特恩在一封信中愤慨地写道：“世间芸芸众生，真情难觅；我恨不得在书刚出版时由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除了智者，任何人都不准看’！又要写书，又要找到能理解这些书的人，实非我力所能及”。这是作者二百多年前的感慨，现在，斯特恩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愿他能找到智者和知音！

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