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声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于1999年，填补了著名的《剑桥中古史》系列欠缺先秦历史的空白。这部由十余位D尖汉学家编撰的巨著，代表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上古史的Z高水平，并且开创性地采取每一时代分别由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独立撰写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出早期中国领域里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各自的优势与深刻的分歧。《剑桥中国上古史》影响巨大，争议也不少，中文版迄今尚付阙如。

《古史新声》选译《剑桥中国上古史》的部分章节，选录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关于此书的重要书评，深入展开不同研究范式、不同学术立场之间的交锋与对话。王国维《古史新证》发表已近百年，反思早期中国研究，亟待新声。

《剑桥中国上古史》于199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它至少可以反映二十年前西方汉学界中国上古史的Z高学术水平。最近几年来我在中国做了多场同题演讲，简单地说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和读者的反应。每一次做这个演讲，听众都很兴奋，鼓励我再想办法做更深入的介绍。这本书就是一份答卷。

——夏含夷

我怀疑那种关于早期记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长时间或永远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实。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历史权威，将永远有利于更有说服力、更持久的历史重建。

——史嘉柏

“证史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中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以考古资料修正文献记录，其前提必然是面对而不是“忽略或回避文献与考古证据的冲突”，而且先要独立分析考古资料。

——唐际根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美国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史名誉教授教授。主要著有《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1997），《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1997），《古史异观》（2005），《重写中国古代文献》（2006），《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2012），《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2016），《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2017），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合编《剑桥中国上古史》（1999）。

《剑桥中国上古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剑桥中国史”（断代史：从秦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成之后，于1999年推出的关于中国先秦历史研究的通论著作。由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两位资深学者主编。与“剑桥中国史”不同，《剑桥中国上古史》迄今没有被译成中文。为了推动中国学者和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重视并讨论这部代表西方学者Z高水准的著作，夏含夷选编了这本以书评为主的《古史新声：〈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撰与反响》。

《古史新声》中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中能不能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史嘉柏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有考古材料和相关解读，才能带来确实的历史认识，要摒除《左传》等文献对考古材料的干扰；而以唐际根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坚持“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古史新声》还首次发表了1994年为筹备撰写《剑桥中国上古史》，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饥饿岩石州立公园所开会议的照片，那次成功的筹备会议已是学术史上珍贵的一页。

序 言

夏含夷

《剑桥中国古代史》于199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中国学术界也不例外。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李学勤先生立刻买了中文翻译版权，组织了一批年轻学者翻译。不幸的是，这个翻译团队的译文并不尽如人意。之后，李先生不断地寻找其他翻译者，以期能让中国读者读到此书，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未能成功。因为我是《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合编之一，中国友人经常问我是不是有其他办法可以将此书的内容介绍给中国读者。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我最近几年以来在中国国内各个大学和研究所做了多场同题演讲，简单地说明了书的编辑背景和读者的反应。每一次作这个演讲，听众都很兴奋，鼓励我再想办法作更深入的介绍。这本书就是一份答卷。

我本人完全无法将整本书翻译成中文，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从书正式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近20年。这2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非常活跃，年年都有惊天动地的新发现。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也产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艰辛的翻译工作应该针对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展开。然而，这并不是说旧的研究成果不值得记住。《剑桥中国古代史》虽然没有办法预测这20年以来的新发现，可是也不是完全过时的作品。它至少可以反映20年前西方汉学界中国古代史的最高学术水平。除此之外，该书的很多作者当时是中年学者，现在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因此这本书仍然有相当的影响。读者要明白现在西方汉学的状况，《剑桥中国古代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读者如果无法阅读原文，至少应该稍微知道这本书的编辑背景和读者反应。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本书包括三类内容。第一是我自己为了这本书专门写的两篇论文，一篇针对《剑桥中国古代史》的编辑背景，一篇针对其读者反应。除此之外，本书还包括我自己以前写的三篇不同的论作。第一篇是我和鲁惟一合写的《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由我自己翻译；这个《序言》对书的编辑背景也作了介绍，但是更多的篇幅用在解释西方汉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上（因此，这篇翻译于2007年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的时候，刊物的编者就将它题作《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第二篇是《剑桥中国古代史》中我自己写的那章，即《西周历史》，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淑一翻译。这个翻译已经发表在拙作《海外夷坚志》这本论文集里面；之所以收入本书，是为了让中国读者至少阅读到一章《剑桥中国古代史》。这一章当然不能代表全书的内容或观点，但是据我所知，这是唯一翻成中文的篇章，因此只好以它为例。第三篇是我于2014年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作“饶宗颐演讲”的讲稿，讨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时候以《剑桥中国古代史》为基础，与此书的其他内容不无关系。除了我自己写的论作以外，此书还包括了不少读者的反应，一篇来自西方学术界，其余来自中国学术界。西方学术界的反应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长篇书评，由他的学生、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张瀚墨翻译的。另外还有史嘉柏于200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作演讲时自己作的中文讲稿，与书评有密切关系。史嘉柏虽然不是唯一给《剑桥中国古代史》写书评的西方学者，可是他的评论最深入，批评也最尖锐，很好地代表西方学术界的挑战精神。中国方面，有一篇《剑桥中国古代史》的综合性的书评，此外还有三篇专门评论书里某一篇章。这些书评因为原来就是用中文写的，所以现在就按照原文刊出；作者都很客气地授权。从这些书评和评论中，中国读者大概会窥见中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的某些不同。

本书如果能够让中国读者多了解一点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我自己编辑此书的愿望就达成了。如果能够引起年轻学者阅读《剑桥中国古代史》原文的兴趣，那就更好了，我很期待他们的反应。如果能够促使他们之中某一位或某几位给《剑桥中国古代史》作完整的翻译，那将是意外之喜，远远超出我自己的作用和我自己的期望值，对中国学术界也是一个贡献。

序言______ 夏含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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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______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饥饿岩石州立公园筹备会议
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
——《剑桥中国上古史》序言______ 鲁惟一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的读者反响______ 夏含夷
西周历史 ______ 夏含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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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则岳《剑桥中国先秦史》“语言文字”章评述______ 王志平
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______ 唐际根
《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一文介评______ 李海荣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______ 林澐
谁识庐山真面目
——《剑桥中国上古史》读后______ 谢维扬
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______ 谢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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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文物——《剑桥中国上古史》书评______ 史嘉柏 撰 张瀚墨 译
近十年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争论问题______ 史嘉柏
关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史料构成问题______ 张瀚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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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2 ＋ 证3 ＝ 证5 ≡ 证 ＝ 一（二重证据法加三重证据法等于五重证据法当且仅当终应归一的证据）
——再论中国古代学术证据法______ 夏含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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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______ 夏含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