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History and Its Images:Ar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一书中,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对“为什么艺术有一部历史”的问题,做了逆向的检视,由此构成艺术与历史这对基本范畴,启人心智。因为两者间的互动,总在挑战历史和艺术史学人努力寻找其内外张力,开拓新的研究面向。 在此学术语境下,蔡涛展开了“国家和艺术家”一题的研讨。其重要性,在于认识国家作为艺术的观众之一所起的历史作用。在现代世界史上,中国和许多民族国家一样,曾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必须调动起全民的力量,包括不同政见和风格观念的艺术家在内,共赴国难。国家赞助艺术,使之成为国家形象、信念和希望的寄托,其规模之大,为辛亥革命以来所未曾见者。研究1938年黄鹤楼抗战大壁画一案,旨在建立一个范式,厘清“国家和艺术家”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因素,指出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一般性意义,并通过艺术社会学的途径,延展世界艺术史的新空间。从立论上讲,黄鹤楼抗战大壁画的诞生和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以点带面,形象生动地演示了为什么这幅业已消失的壁画会有一部历史。 通识源自通才。达到会通的境地,既需艰辛的求索,又要广泛的游踪,博采众长,转益多师。比较古代史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史文献资料的范围,仅从语种上讲便更为多元。而视觉文化的门类,也更为多样,包括摄影、电影、文献纪录片等新的大众媒体。它们在为研究国家介入艺术的实情实景提供了大量信息的同时,也向研究者提出更大的挑战。而不同文化语境下对于文献的制作、运用和保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国家作为艺术观众的特殊身份。在读博期间,蔡涛充分发挥了跨语境调查的优势,对所调查收集的图像和文献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排比参照,使之立体丰满。论文完成后,他又静待数年,以新解密之抗战历史档案,核验自己的立论,实事求是,并采录相关原始档案作为附录,以备学界参考。和他一同到武昌探访黄鹤楼壁画旧址,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阅文案卷宗,我可以深切感受到他追求历史真实的执着和热忱。以考据而论,作者梳理了头绪纷繁的艺术史细节,最后完成一幅战争壁画的历史重构,既化解各种疑团,又发现新的课题,将漫画、版画、连环画、戏剧、音乐、电影等相关研究推向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