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与圣人

海妖与圣人何以并提？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特殊的张力？这本比较古典学著作，以海妖代表的知识与圣人代表的智慧为线索，串联起古希腊与古典中国最重要的文本。通过比较《诗经》和《奥德赛》，司马迁和修昔底德，孔子、老子、庄子和柏拉图，向读者呈现两大文明如何回应各自内部的危机与变革。

尚冠文（Steven Shankman），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就职于美国俄勒冈大学古典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文学、英美文学中的古典传统、文艺理论史等。最近的著作包括Other Others: Levinas, Literature,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0) 以及 Epic and Other Higher Narratives: Essays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1)。

杜润德（Stephen Durrant）， 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早期文学、司马迁与中国早期叙事传统的联系、中国与希腊叙事学传统的比较等。代表作有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1995）。

古中国和古希腊的文化对后来的文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古典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价值传遍了整个东亚，成为韩国、日本和越南的学问基础。希腊的学问和文化对西方的许多知识范式都有贡献。z具西方特色的可能是逻辑证明的传统和相关的假设，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我们都渴望知道”。与此相反，中国的传统，如老子的《道德经》告诫说，由于我们的求知欲，我们可能会丧失智慧，从而产生知识与智慧的分裂。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独特的文化对彼此有什么认识，已有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将古希腊和古中国进行了比较。学者们提出的证据表明，这两种文化实际上可能已经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尽管或许是间接的由中亚游牧民族所促成的。《海妖与圣人》提供了一项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并且表明，比较希腊和中国的文化将继续成为一场不可抗拒的重要学术辩论。

身处今日的地球村中，我们一直都知晓世界最偏僻的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即便我们也会沮丧于无力解决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危机，哪怕我们还不能实时地通过电话和计算机屏幕同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沟通。这当然不是诸文明历史上的常态。例如，在古代曾存在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明，这些文明孕育了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可他们并不知道，同一时刻在千里之外，也有另一些大艺术家和大思想家在创作同样伟大的诗歌与哲学著作。古中国和古希腊文明的关系就是这样。

古中国和古希腊文化在似乎不知晓彼此存在的情况下，各自充当了世界文明进程中两股主要的影响力量。古典时代中国的诸多文本和文化价值遍及整个东亚，成为韩国、日本和越南这些国家的文教基础。哪怕在今天，有些学者仍在谈论“儒家东亚”，认为环太平洋经济体令人吃惊的崛起归功于儒家模式（Chinese style）〔1〕。类似地，希腊文明也被认为创造了西方的许多思想范式。许多人认为，现代哲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轨迹，早在古代雅典已经被奠定了。这两大文化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产物〔2〕，“轴心时代”指的是约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创造性的思想家似乎“纷纷从小邦相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中涌现”〔3〕。

我们对能证明古中国和古希腊间可能确实知晓彼此存在的证据很感兴趣，即便这种知晓很可能并不直接，而且须经由中亚游牧民族作为中介。举个例子，最近在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墓葬中发现了中国丝绸，这个惊人的发现表明，西方世界和远东早在已知的丝绸之路建立前几个世纪就存在来往〔4〕。当然，操印欧语系的民族最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就和中国有密切联系，有可能充当了中西间的桥梁〔5〕。但如果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学的比较著作只限于展现这类历史交流的实例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家们早就可以收工了。或许“比较文学”的真义之一就在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这样一个观察：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陈中梅译）（Poetics， 1459a），哪怕这些事物有可能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对于“为什么要去比较希腊和中国”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怎么可能不去比较它们？”在日益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如果想避免孤立主义，不想把人文学科巴尔干化为彼此分离的文化实体，我们就不得不都成为比较文学家。

古中国和古希腊的研究领域为此提供了一片大有可为甚至是代表性的领地。在何意义上它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不妨稍微考虑一下与语言和书写文本有关的问题。汉语是汉藏语系中已知最早的书写语言，也是如今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口头语言。古希腊语则是印欧语系中最早的书写语言之一，而印欧语系是母语人口最多的一个语系。事实上，讲汉藏语和印欧语的人口加起来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古希腊语和古汉语的运作机制非常不同。作为约公元前500—前100年间中国的书面语言，古典汉语主要是单音节的（monosyllabic）〔6〕；语词常常对应单个音节，相应地用单个的汉字来书写。因为古典汉语像大多数现代汉语形式一样，是一种没有屈折变化的语言，通常没法从语词的形式本身判断出我们通常称为“词类”（parts of speech）的那种东西。相反，汉语语法功能的实现依赖于语词的顺序或者合适的语助词。对比之下，古希腊语是一门高度屈折的语言，通过繁复的词形变化将词语安排到复杂的关联形式中。语言学上的这种差异——在此只能过分简略地呈现出来——伴随着一系列可以在文学（希腊史诗和中国抒情诗）、历史（作为统一叙事的希腊历史和作为“片段”展示的中国历史）和哲学（希腊对系统化的倾向和中国对情境反应的强调）中找到的差异。〔7〕

两门语言的文字形式同样对比鲜明。古希腊语用一套来自早期腓尼基楔形文字的字母表来进行书写，最晚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前出现。有人甚至认为，“赢获个体性的决定性一步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字母文字……［亦即］在语言中［用字母来］代表个别声音的相关原则”。〔8〕众所周知，汉字也许是最具冲击性同时当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顽强而有生命力的非字母文字。关于汉字的起源聚讼纷纭，但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清楚地表明，汉字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汉字很可能起源于象形文字，但到甲骨文阶段，许多字已经由多种方式得以程序化，从而遮蔽了它们象形或表意的源头。语音原则随着文字的发展被广泛采用，并且是一套成熟完备的书写系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至于阅读汉语是否牵涉与阅读希腊文或其他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心理学的问题，我们无意在此卷入此类论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从传统上就认为，他们的文字和文字所代表的自然世界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通常是参与性的。许慎（30？—124？年）是第一部中国汉字字源学字典的作者，他认为迈向文字的第一步肇始于传说中的君王庖牺（=伏羲，约公元前2800年），他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稍后，许慎又说，黄帝的贤臣仓颉（约公元前2500年）在 “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的时候初造书契。〔9〕

这种关于汉语自然起源的观念无论最终是对是错，它在中国都通过书法艺术而愈加深入人心，文字的书写笔画同书法家用毛笔描绘的竹林、群花、山峦以及自然世界中的其他事物就此发生了关联。毫无疑问，在汉语这样的文字体系中，打破书写文字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联系是任意的——比在希腊文中要难多了，后者除了表达声音之外什么也表达不了。无论如何，在汉语中至少存在一种持久的幻觉，即文字能够直接地、自然地参与它们试图描绘的事物和理念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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