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爱

科尔姆?托宾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更是细心的读者。本书收录的文章多刊登于《伦敦书评》和《都柏林评论》，梳理了对托宾影响至深的作家的写作人生。托马斯?曼、詹姆斯·鲍德温、伊丽莎白?毕肖普……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始终在用自己的人生创作作品。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毕业后前往巴塞罗那，居住了三年，这段经历成了他首部小说《南方》的素材。曾投身新闻业，后游历非洲和南美洲。托宾的著作丰厚：《黑水灯塔船》获得英国布克奖和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提名：《大师》获得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法国小说奖等奖项；另有短篇小说集《母与子》《空荡荡的家》、论文集《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等。

声名正如日中天的奥斯卡·王尔德忽然天降厄运，被法院判决服重苦役，他选择的爱在他所身处的时代还是禁忌；

罗杰·凯斯门特一心为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终却被判处叛国罪，留下的《黑色日记》到底是真是假，竟然成谜；

伊丽莎白·毕肖普*好的诗歌是在里约热内卢创作，在那里，她和她的伴侣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如何面对欲望的法则，如何面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黑暗时代的爱》道出了自己的理解，那种身份和欲望的挣扎以奇特而迷人的方式潜入了他们的语言、意象和政治。

1993年秋，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我约见了安德鲁·欧海根，他当时是《伦敦书评》的编辑。我记得傍晚时他敲响我酒店房间的门。开门后，他快步从我身边走过，走到房间那头的窗口。他在那里伫立片刻，仔细地查看窗外风景（其实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然后转身看着我。之前我与他从未谋面。
　　当晚我们去一家苏格兰古堡用晚餐，我们很喜欢那里的苏格兰酸奶油，有些特别丰盈浓厚。之后我们去了市中心一家酒吧，一直待到凌晨。安德鲁·欧海根喝威士忌，我喝啤酒，渐渐地我看出他有求于我。他说，《伦敦书评》正在约系列稿件，也打算结集出版，他们希望我能写其中一种。他说，是严肃的长文，也有个性与争鸣。我听着以为他们想要我写爱尔兰，因为我一直在写有关爱尔兰的书，也为《伦敦书评》撰写爱尔兰历史方面的文章。不，和爱尔兰无关，安德鲁·欧海根话音迟疑，面露尴尬。其实，他们是想问我能否写一本关于我自身同性恋的小书。
　　我立刻告诉他我办不到。我说，我觉得自己写不了这个。有其他很多作家能轻松地写这个题材。当时我已完成长篇小说《夜晚的故事》的第一章，那是我首次直面同性恋题材，但小说背景设在另一个国家，也没有自传性，或没有明显的自传性。我的性取向就与小说中的理查德一样，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我告诉他我写不了。在此话题上我没有个性与争鸣，更不必说严肃的长文。他没说话。我们接着喝酒，聊了些别的。
　　我并没有觉察到，但《伦敦书评》显然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诱我在印刷品中面对自身的性取向。他们开始给我寄关于同性恋作家或由同性恋作家写的书，其中有些非常有意思，我没法不读。于是从1994年至2000年，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写这个话题，并不是为报纸写同性恋这一概念或理论，而是写同性恋者的作品和生活。我最感兴趣的倒不是埃德蒙·怀特、阿兰·霍灵赫斯特、戴维·莱维特、迈克尔·坎宁安、珍妮特·温特森、艾玛·多诺霍这样的同性恋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为读者释疑解惑，为同性恋者铺平道路——对这样的勇敢、诚挚我深表敬意。但更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他们或因同性恋而深受痛苦（奥斯卡·王尔德、罗杰·凯斯门特），或对此敏感不安（托马斯·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让性取向滋养而非主导其作品（詹姆斯·鲍德温），或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弗朗西斯·培根、佩德罗·阿莫多瓦），或在艾滋病灾难中写下挽歌和回忆录（汤姆·冈恩、马克·多蒂）。

序
徜徉于绿林
奥斯卡·王尔德：黑暗时代的爱
罗杰-凯斯门特：性、谎言与《黑色日记》
托马斯·曼：被传记者追逐的退场
弗朗西斯·培根：看的艺术
伊丽莎白·毕肖普：寻常中的完美
詹姆斯·鲍德温：肉体与魔鬼
汤姆·冈恩：当下的力量
佩德罗·阿莫多瓦：欲望的法则
马克·多蒂：寻求救赎
再见，天主教爱尔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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