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作者:彭锋 | ISBN:9787301341209 |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 连载状态:全集 |
电子书格式:pdf,txt,epub,mobi,azw3 | 下载次数:6608 |
创建日期:2024-04-17 | 发布日期:2024-0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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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美学学者彭锋教授的一本小中见大的学术佳作。
本书从十个艺术史、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直聚讼纷纭的问题入手,细致、犀利地分析了这些问题相关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深层问题。 从纹样与图腾,到文献悬案,从再现与表现,到物我关系,涉及到古今中外的诸多内容,以及艺术理论、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 作者能小中见大,旧案翻新,在前人多有探索的基础上,迭出新意,让人耳目一新。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院长,主要从事美学理论、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展览策划、剧本创作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出版学术专著15部,主要有《重回在场: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跨界交响:美学在艺术中的历险》《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西方美术与艺术》;出版学术译著7部,主要有《艺术的语言》《景观美学》等;策划艺术展览200余次,主要有“弥漫:第54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相遇丝绸之路:首届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
1 十篇短文,澄清十个艺术史上的千古谜团。
2 以小见大,引人入胜的艺术史佳作。
3 彩色印刷,裸脊线装,优雅的阅读体验。
除了弄清楚抽象的“文”和“象”观念是如何从具体的纹样和形象中诞生出来的之外,我还想弄清楚纹样与形象的关系:是先有纹样,还是先有形象?换句话说,是先有抽象的纹样,还是先有具象的形象?
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与我的读书经历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美学热,有一本美学书可谓家喻户晓,那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特别喜欢第一章“龙飞凤舞”,因为它不仅揭示了彩陶纹样由具象向抽象发展的规律,而且对彩陶纹样的意义来源做出了明确的解释。
但是,我后来读到李格尔(Alois Riegl)的《风格问题》时,发现他的观点与李泽厚刚好相反。李格尔认为绘画是从抽象向具象发展的,先有几何风格的装饰,后有写实风格的绘画。
在远古彩陶、玉器、青铜器上的纹样的演化究竟呈现怎样的规律?这是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的问题。为此,我咨询了考古学家,得到的答案是这两种情况都有:既有从具象向抽象发展的案例,也有由抽象向具象发展的案例。
尽管考古学家的答案令人沮丧,但它让我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意识到李泽厚和李格尔都有可能是错的。于是,我萌生了做图像数据库的想法,期待采集更多数据,从中能够分析出图像演变的规律。
在数据库建立起来之前,我们仍然只能做文本研究。在远古时期的彩陶和其他器物上,多半绘有几何风格的图案。这种抽象图案通常被认为是起装饰作用的,让实用的器具变得好看,令人愉快。
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抽象纹样的装饰,也许与它们是美的有关。例如,康德就将抽象的装饰图案视为他心目中美的典型。康德说:
要觉得某物是善的,我任何时候都必须知道对象应当是怎样一个东西,也就是必须拥有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而要觉得它是美的,我并不需要这样做。花,自由的素描,无意图地互相缠绕、名为卷叶饰的线条,它们没
有任何含义,不依赖于任何确定的概念,但却令人喜欢。
我们可以将康德为代表的这种说法,称之为“美的形式说”,因为它突出的是对象的形式。我们从对象中获得愉快,与对象的内容无关。
对于远古时期的器物上出现大量抽象的装饰图案,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受到技术和材料的影响。原始人在制作陶罐时,用编织物给陶土塑型,陶罐上的几何纹样是编织物留下来的。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法,称之为“技术材料说”。
李格尔明确反对这种“技术材料说”,他也没有回到康德的“美的形式说”,而是提出了他自己的“艺术意志说”。在李格尔看来,远古时期普遍存在的几何纹样,与人类的艺术意志有关。李格尔的艺术意志与人类的心智水平有关。就像黑格尔的“理念”是不断发展的一样,李格尔的艺术意志也是不断进化的。在艺术意志比较弱的阶段,人类只能照事物原样来制作圆雕。随着艺术意志的进化,人类才有将三维物体转移到二维平面上的能力。但是,最初的艺术意志尚不够发达,人类不能成功地画出三维物体的形状,只能画出抽象的几何图案。随着艺术意志的更进一步,人类才能够画出写实的形象来。总起来说,人类做出三维圆雕,需要投入的艺术意志最弱;做出写实绘画,需要的艺术意志最强;处于它们之间的,是制作几何图案的艺术意志。在李格尔看来,人类在某个历史阶段制作大量的几何图案,是这种艺术意志的体现。
李格尔的这种说法,建立在一个这样的前提上:绘画需要有一种转换能力,需要将立体的三维形状转换成平面的二维形状。这种从三维到二维的转换能力,远胜于用三维物体来模仿三维物体的能力。转换需要更高水平的智力。不过,正是在这里,我发现李格尔的这个前提不一定成立。我承认,将立体的三维形状转换成平面的二维形状需要投入更高水平的智力。但是,绘画不一定必须由画家来完成这种转换。有一些自然现象可以帮助人类来完成这种转换,例如光照出来的影子,就可以完成从三维到二维的转换。中国历代画论中,有关对着影子画画的记载不少,郑板桥的这段记载最为生动: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自然的日光月影已经完成了将三维的竹子转换成二维的竹子,画家只需照着二维的竹影作画即可,无需用智力将三维竹子转换为二维竹子。
正因为不需要经过智力转换,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画出写实的形象。例如,在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洞穴发现的壁画(图3),其描绘的动物形象已经非常写实。这些壁画制作的时间在距今上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远比李格尔所说的几何抽象时代要早。
对于这种几何风格的装饰图案,李泽厚给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李泽厚从一些考古报告上读到,这些几何图案是由具象演化而来(图4)。例如,先有鱼、鸟、蛇、
蛙等动物形状,后有各种几何纹样。李泽厚接受了这种说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积淀说”。李泽厚说:
仰韶、马家窑的某些几何纹样已比较清晰地表明,它们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即是说,在后世看来似乎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纹样,对原始人们的感受却远不只是均衡对称的形式快感,而具有复杂的观念、想象的意义在内。巫术礼仪的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成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符号),它的原始图腾含义不但没有消失,并且由于几何纹饰经常比动物形象更多地布满器身,这种含义反而更加强了。可见,抽象几何纹饰并非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便是积淀: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
感受。
李泽厚的这种解释,不仅能够说明为什么会出现几何纹样,而且也解释了我们对几何纹样的情感的根源。
不过,这种解释也有明显的局限。首先,它不能解释对几何纹样的偏好的普遍性。既然不同部落有不同的图腾,不同图腾逐渐简化为不同的图案,那么不同部落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就应该喜欢不同的几何图案。显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其次,它不能解释具象形象为什么要发展为抽象图案。从对图腾的识别来说,具象形象比抽象图案更加容易。第三,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几何纹样在后来的绘画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更多的是具象绘画。正是因为观察到在几何图案之后出现了具象绘画,李格尔才得出跟李泽厚相反的判断。第四,支持李泽厚的判断的经验材料尚不充分,我们很难凭借个别考古报告得出绘画发展的规律。随着图像数据库的建设和图像搜索技术的进步,或许我们可以基于更广泛的统计资料来总结早期绘画的发展规律。
目录
1.纹样与形象 001
2.绘事后素 021
3.元君画图 039
4.列女不恨 059
5.近看与远观 079
6.东西与左右 099
7.真我与真物 117
8.是一是二图 137
9.再现的悖论 161
10. 凡·高的鞋 181
标题:后素:中西艺术史著名公案新探 彭锋教授签章版 导言: 艺术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谜团和疑问的领域,充满了不同时代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冲突。在这个领域中,有着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公案,其中之一就是“后素”。彭锋教授近期发表的签章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探讨这一新探,以及它对中西艺术史的影响。 一、“后素”公案的历史 “后素”公案源自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系列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特别是圣经插图,其作者身份一直存在争议。最初的“后素”公案主要涉及到四幅画作,被认为是由文艺复兴画家若望·范·艾克(Jan van Eyck)创作。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画作可能是由其他画家创作,或者是多位画家的合作成果。 这一公案引发了长期的争议和研究,许多学者试图通过技术分析和文献考证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至今仍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确定这些画作的真正作者是谁。 二、彭锋教授的新探 彭锋教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史学家,他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西艺术的交流和影响。最近,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后素的新解:中西艺术史的新视角”的论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根据彭锋教授的研究,他认为“后素”公案的关键在于将中西文化相互作用的视角引入其中。 彭锋教授的理论基于以下观点: 1. 中西文化交流:他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受影响,而是相互的。中国的绘画、哲学和科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欧洲艺术家,这种影响可能在“后素”公案中有所体现。 2. 多元性:他指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中国画家之间存在复杂的文化互动,可能导致合作和创新的发生,使得画作的创作者难以确定。 3. 跨文化视角:彭锋教授呼吁学者们更多地采用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艺术史,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三、新探的影响 彭锋教授的新探引发了艺术史领域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表示支持他的观点,认为这种跨文化的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后素”公案的复杂性。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无论如何,彭锋教授的新探为中西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无论“后素”公案的真相如何,它都引发了对艺术史中跨文化影响的更深入思考。这一研究也提醒我们,艺术史永远都是一个充满谜团和挑战的领域,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解释。
2023-09-09 04: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