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

查理五世原本只是尼德兰部分领地的年轻继承人，却因为一系列意外的死亡、婚姻和继承关系，兵不血刃地成为统治大半个欧洲的伟大君王。他用金钱赢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冠冕，又通过战争和权术让法王和教宗屈服。他曾努力促成宗教和解，发动十字军东征，自诩为基督教世界最虔诚、.强大的捍卫者。

尽管查理五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他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杰弗里·帕克运用六种文字的存世史料，生动立体地展现了查理五世的一生。查理五世极大地改变了16世纪的欧洲及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国际格局，他的一生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势力均衡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美洲登上历史舞台并日渐拥有影响力，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战争还将继续……

这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而且是一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

作者简介

杰弗里61帕克，历史学家，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安德烈亚斯·多帕伦欧洲史教授、莫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成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曾获得2012年喜力历史奖（Heineken Prize for History），2014年凭《全球危机》获得英国学术院奖章（British Academy Medal）。另著有《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军事革命》《腓力二世传》等。

译者简介

陆大鹏，英德译者。译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等。曾荣获《北京青年报》2015年度译者、《经济观察书评》2015年度译者、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16年度文学翻译奖、《新周刊》2018中国年度知道分子。

序言

查理五世曾统治西班牙、德意志、尼德兰、半个意大利，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以他为主题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真的还需要再来一本吗？皇帝本人写过《回忆录》；他的各种语言版本的传记有成百上千种；根据在WorldCat数据库检索的结果，到目前为止，21世纪已经出版了超过500种书名里有“查理五世”的图书。然而，永远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著作。皇帝撰写那部自鸣得意的自传的时间是1550年，当时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而以他为传主的好几部“传记”失之偏颇，不够客观（甚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仍有一些传记作者以意识形态目的来解释查理五世的功绩）。

撰写查理五世传记的现代作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作者抱怨传主留下的文献太少，不足以准确地还原其生平；第二类作者抗议说他留下的文献实在太多。2003年，属于第一类作者的斯科特·狄克逊斯科特·狄克逊为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任教，研究方向为近代早期欧洲历史，尤其是德意志历史和新教的历史。（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宣称：“查理五世留下的档案文献极少，我们无法了解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从他的办公桌发出的数十万封信函很少提及关于他本人的细节。”次年，哈拉尔德·克莱因施密特哈拉尔德·克莱因施密特（1949~ ）为当代德国历史学家，目前为日本筑波大学的教授，著有一部查理五世的传记。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署有查理五世大名的文献很丰富，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他从来没有看过，而在极少数他亲笔写的信函当中，又有一些根本不能反映他的所思所想，而只能反映他的谋臣的想法。”

卡尔·布兰迪写了一部两卷本的查理五世传记。他属于第二类作者。他在1937年写道：“查理五世留下了信息量极大的文献，卷帙浩繁，在这方面，许多个世纪里没有一位君主能与他相提并论。”若干年后，费德里科·沙博费德里科·沙博（1901~1960）为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曾在罗马大学任教。甚至更进一步地宣称：“查理五世留下的御笔文书的数量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帝王。”1966年，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之前的历史学家未能还原查理五世的“思想、他的性情与他的个性”，主要是因为存世文献太多了。布罗代尔的结论是：“从故纸堆中寻找这位皇帝的性格，如同大海捞针。”2002年，维姆·布洛克曼维姆·布洛克曼（1945~ ）为当代比利时历史学家，曾为莱顿大学的教授，专攻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史，著有《中世纪欧洲史》等。表示同意：关于查理五世的“历史文献材料”“汗牛充栋，所以不可能读完”。

真的不可能吗？的确，存世史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查理五世年仅四岁时就签署了他的第一封信（见彩图2），到他去世时，已经签署了超过10万份文件（所用语言包括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并在部分文件里亲笔批注。他的御笔信函（即完全由他亲笔写下的信函，所用语言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偶尔用德语）消耗了成千上万张对开纸。留存至今的查理五世书信保存在欧洲各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部分原因是他在位时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旅行上。他一生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超过1万天）在尼德兰度过，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超过6500天）在西班牙度过；他在德意志待了超过3000天，在意大利停留了约1000天。他四次访问法国（待了195天），去过北非和英格兰各两次（分别停留99天和44天）。不管身在何方，他都留下大量文书。他的人生中只有260天没有文献证据存世，因为这些日子里他在航海，在自己的各个领地之间旅行。

尽管查理五世从未横渡大西洋，却也为自己的美洲领地留下了文献。仅在1542年和1543年，墨西哥副王就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将近1500道命令，其中很多是对御旨的回应。查理五世的一些令状（cédulas reales）后来获得了历史性地位，因为它们将墨西加人墨西加人是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前墨西哥谷的原住民族群，创造了阿兹特克文明。14世纪，墨西加人在特斯科科湖上建立了特诺奇提特兰城邦。它与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组成三国联盟，也就是阿兹特克帝国。的一些新城邦（altepetl）Altepetl是阿兹特克语，本意为“水岭”，是前哥伦布时代和西班牙征服美洲时代阿兹特克人的城邦。各城邦有一定的自治权，受到阿兹特克帝国的统辖，经常因反叛帝国中央政权而遭到残酷镇压。1519年西班牙人入侵时，阿兹特克帝国下辖约450个城邦。西班牙人利用了各城邦之间的矛盾，以及城邦与帝国中央政权的矛盾。合法化了，于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奠基性文件。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人伪造此种令状。另外，因为“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墨西哥，城邦是在诸神的指令和保护之下才能建立的”，查理五世在他建立的好几个社区里获得了神祇般的地位，受到顶礼膜拜。

皇帝还努力以更世俗的方式追求不朽。他请画家为自己画像，赞助史书的编纂，请艺术家创作作品，营造宫殿，并在具有宣传意义的盛大典礼中粉墨登场（尤其是“入城式”，见彩图7）。大批量制造的查理五世肖像出现在钱币、勋章、陶瓷甚至跳棋的棋子上（见彩图30），同时也出现在图书和大幅印刷品上。音乐家们谱曲讴歌他取得的成功（帕维亚战役、皇帝加冕礼），有时也记录他受到的挫折（比如他的妻子香消玉殒）。一大群不同国家的诗人、画家、雕刻家、玻璃工匠、印刷商、纺织工、珠宝匠、历史学家、军械匠和书记员争相为他塑造帝王的威仪。皇帝遵照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的礼仪研究专著《廷臣之书》（这是查理五世最喜爱的书之一，作者出版该书的时候正在皇帝的宫廷担任大使；查理五世下旨将该书译为西班牙文）的建议，无论是行走、骑马、战斗、跳舞还是讲话时，都时刻注意观众的观感。19世纪的西班牙政府打开了查理五世的墓穴，用他赤裸的、已经干尸化的遗体招徕游客（见彩图39），皇帝陛下若是泉下有知，一定会无比震惊。有些游客为他画像，而另一些则拍照，甚至有一名游客贿赂了警卫，折断查理五世的一截手指作为纪念品。不过这种破坏行为带来了一个好处：对这截手指（如今被保存在一个特殊容器内）的医学检查得到了两项重要证据：一是皇帝生前患有慢性痛风（他确实一直抱怨自己的痛风），二是他的直接死因是严重的疟疾（见附录二）。

在一篇以“为查理五世立传之危险性”为主题的重要文章里，海因里希·卢茨海因里希·卢茨（1922~1986）是德国和奥地利历史学家，曾在维也纳大学任教，著有《哈布斯堡与普鲁士之间：1815~1866年的德意志》等。借用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查理五世很熟悉这部书）的开篇语——Arma virumque cano（我要歌唱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强调传记家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让查理五世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与资源的事务，尤其是战争和备战。这既是因为武装冲突占据了查理五世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因为同时代人注意到，他在“作战时，与军队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心”。卢茨认为，其他的事件，哪怕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应当仅仅在直接涉及查理五世时才出现在他的传记中，并且传记始终要通过查理五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历史事件。

笔者牢记卢茨的意见，在本书中运用存世史料（从书面文献到皇帝的手指）来阐释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查理五世如何做出那些关键决定，从而创建、保全并扩张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延续最久的跨大西洋帝国？

第二，查理五世的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结构性的缺陷，还是因为他个人的短处？如果一位比他更有政治才干的君主处在他的位置上，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或者，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创建的政体是否因为过于庞大而无以为继？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无法将自己的帝国完整地传承下去，是他本人的问题，还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处在查理五世的位置上是怎样一种体验？普鲁塔克（查理五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在描写查理五世的榜样之一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曾说：“最光辉的功绩并不总是能让我们看清人的美德或罪恶；有时，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刻、一个表情或一句玩笑话，反而更能让我们了解人的个性与脾气。”本书就运用了许多这种未经安排却颇有揭示性的场景。

存世史料的内容有不均衡之处，这也是在所难免。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查理五世每天睡觉、吃喝拉撒，但这些方面只有在出问题的时候才会留下文献证据（比如他失眠，或呕吐、“小便刺痛”；痔疮造成的疼痛“让他号啕大哭，像个婴儿”）。每天他都花时间祷告，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每个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他都隐遁到修道院静修，不问公务。在这些宁静的时刻，皇帝除了祈祷之外还做了什么？历史学家一无所知，除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有一次做礼拜时他晕倒并昏迷了一个多小时；或者他在不寻常的时间去祈祷或告解，比如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或之后）。

另外，如同查理五世在1543年给儿子和继承人的秘密指示中哀叹的那样，有些政治决策“极其晦涩并且具有不确定性，我都不知道如何向你描述”，因为“它们充满了自相矛盾和糊涂之处”。但他至少曾尝试去阐明这一切。1552年11月，他的贴身男仆纪尧姆·范·马勒向一个同事透露，皇帝刚刚命令他：……关闭他的房门，让我承诺对他即将告诉我的事情严格保密……他对我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听到他告诉我的话，我目瞪口呆。即便到现在，我一想起那些话就战栗，宁愿死也不会告诉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现在我可以自由地书写，因为皇帝在睡觉，此时是深夜，其他人都离开了。范·马勒以逗引的笔调继续写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全部细节都与你分享”，因为皇帝“刚刚把他人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甚至给了我一张手写的纸，上面列出了他过去的全部不端行为”，包括“很多他处置不当的事情，要么是因为他遗忘了什么，要么是因为他后来改变了决定”。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范·马勒写到这里就犯困了，就此搁笔。即使他后来真的把“全部细节”都付诸笔端，他写的文件（就像皇帝手写的那份不端行为的清单一样）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

不过，有足够的史料留存至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查理五世一生的许多“自相矛盾和糊涂之处”。除了保存至今的堆积成山的信函之外，皇帝还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无论是敌是友，他们都记录了皇帝的很多事情。除他之外，没有一个人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哪怕是马丁·路德。从他降生到退位，不计其数的外国外交官始终密切观察和报道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十几位目击者描述了大型的公共事件（比如1530年他在博洛尼亚加冕和1555年在布鲁塞尔退位）。皇帝每次在陆上旅行时，相关的文献记录就会增加很多，所以针对某些时期，我们能准确还原他在每个钟头的行踪。他在统治期间曾在一千多个地方停留，从维滕贝格到塞维利亚，从伦敦到阿尔及尔（地图1）。查理五世从来不会独处。即便在他最孤独的旅程当中，也始终有廷臣和外交官陪伴在他左右，比如1517年他在西班牙的最初几周跋山涉水穿过欧罗巴山欧罗巴山是西班牙北部的一道山脉，最高峰海拔为2650米。去争取他应得的遗产，沿途睡在被牲畜环绕的农舍，受到野熊的攻击；又比如1552年他在逃亡时穿过阿尔卑斯山，躲避他的德意志臣民的追击，途中他的幕僚人员不得不从偏远山村紧急征用床单给他使用。即便在退隐到西班牙格雷多山区尤斯特修道院附属的小宫殿之后，他仍然受到密切观察：至少两名修士写了日记，他们那位尊贵的客人在其中扮演主角；廷臣们几乎每天都记录主公的言行；有二十个目击者愿意提供宣誓证词，说他们见证了皇帝的临终时刻。诡异的是，查理五世最后的日子恰恰是他整个人生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时期。

“天哪，传记应当怎么写？请告诉我，”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8年询问一个朋友（也是传记家），“应当如何处置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实？”四个世纪之前，西班牙人文主义学者胡安·派斯·德·卡斯特罗（查理五世请他撰写“皇帝陛下的传记”），也曾与同样的困难搏斗。派斯·德·卡斯特罗在落笔之前先草拟了大纲，以便向查理五世解释他打算如何处置“这么多的事实”。首先，派斯·德·卡斯特罗要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自称精通六种语言（包括迦勒底语）这里应当指的是阿拉米语。阿拉米语是古代叙利亚地区使用的闪族语言，在近东和中东地区一度非常兴盛，享有通用语的地位。耶稣的语言就是阿拉米语，《圣经·旧约》的很大一部分最早也是用阿拉米语写成的。巴比伦王国迦勒底王朝（也叫新巴比伦王国，前626~前539年）所用的阿拉米语被称为“迦勒底语”或“迦勒底阿拉米语”。，并且熟知法学、博物学和数学。其次，“因为写作不仅是聪明才智或发明创造的成果，还需要勤奋地整合资料，所以需要先去搜寻资料”，因此派斯·德·卡斯特罗打算寻访“陛下临幸过的每一个地方，从而为这部著作提供我想要的光辉”。在每一个地方，他将“征询值得尊重的、勤奋的人们的意见；阅读公共纪念碑和墓碑上的铭文；挖掘公证人保管的旧档案，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构成历史的材料；并抄录已有的全部史书，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无论作者的水平高低”。最后，“还需要向陛下询问很多东西，从而找到有争议的决策背后的理由”。这个写作大纲非常出色，但派斯·德·卡斯特罗还没来得及采访查理五世，皇帝就驾崩了，而派斯·德·卡斯特罗本人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