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兰塞姆·奥茨创建了自己的汽车制造公司,开始组装“奥兹莫尔比”(Oldsmobiles),实际上,这只是一辆将发动机安装在座位下面的轻便马车。2年之后,他推出了公司的第一款“Curved Dash”汽车,这也是美国第一款以系列方式生产的轿车。又过了2年,凯迪拉克汽车公司开始正式销售汽车。1903年,大卫·别克创建了汽车制造公司。1908年,奥兹莫尔比、别克、凯迪拉克以及其他20家整车生产及零部件企业被收归到由别克总经理威廉·杜兰特创建的通用汽车(GM)旗下。此后,公司一路成长、不断创新,到1929年,通用汽车的年销售额已超过福特。在熬过了“大萧条”之后,通用汽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速发展,当时,它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军用卡车制造商,也是最大的航空发动机、飞机、坦克及其他军火武器的生产商。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为国防部部长。任职听证会上,在被问及担任政府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带来利益冲突时,威尔逊回答,他认为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因为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有利于美国的事情肯定也有利于通用汽车,反之亦然”。这句至理名言般的回答似乎掷地有声,但“反之亦然”这个说法却显然令人回味 “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也肯定有利于美国”。
到1962年,通用在美国汽车市场上占据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507%,这也是通用的巅峰时代。此时的通用汽车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而且前途注定会更加光明。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之前,在本田和丰田的汽车打入美国汽车销售市场之前。
1996年,通用汽车的总部迁入熠熠生辉的底特律文艺复兴中心,但是,由于车型设计拙劣导致产品故障频发,使得通用汽车的轿车及轻型卡车市场份额此时还不足33%。10年之后,通用汽车已成为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转机的失败者,在2009年6月1日宣布破产时,其轻型汽车的市场份额仅为196%,轿车的市场份额更是只有16%。破产不仅让曾经招摇过市的“悍马”越野车就此寿终正寝,也让历史悠久的“庞蒂亚克”(1926年投产)和以挑战日本品牌、打造“与众不同汽车制造商”为初衷的“土星”系列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通用汽车的股价在2010年11月再次反弹之后,政府依旧持有该公司34%的股份。从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沦落到破产并接受政府救助,如此跌宕起伏的抛物线式轨迹从一个层面折射出美国制造业的兴衰起伏——但这其中自有特殊之处。与通用汽车不同的是,数千家美国电子、纺织品、鞋业、家具、汽车零配件及钢铁制造企业还没有达到大而不倒的地步,它们的退出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
但这样的结果绝非命中注定,而且通用汽车的故事也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再次诠释了起死回生:借助于2011年的局部经济复苏,通用汽车在美国本土的销售量超过250万辆,全球销量则超过900万辆,这让它们重新夺回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丰田则因质量和发货问题而退居第四,落后于雷诺—日产及大众)。福特也在没有政府出手相救的情况下走出了经济泥潭:2008年,它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仅为142%,而它在1961年顶峰时期的市场份额则是292%。到了2011年,福特强势反弹,汽车销量达到210万辆,市场份额提升至168%。
但这绝非意味着美国已再现昔日汽车业霸主的辉煌。去工业化已成为美国的大趋势,而底特律也只是曾经的全球汽车制造业中心:从令人炫目的通用汽车大厦向西南望去,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场景,到处是废弃的房屋和停车场,杂草丛生,肆意野蛮生长的树木茂密成林,让无人居住的房屋反倒成了陪衬。这一点也不奇怪:甚至在2000年时,汽车业还为美国提供了13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到了2009年7月,这个数字几乎被拦腰斩半,减少至624万个。实际上,整个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数量也显示出与此相同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并在1979年夏季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接近1 950万人。到1980年,也就是在经济衰退期的中途,制造业的全部就业人数依旧可以达到1 870万人。到1990年年底,这个数字下降了近7%,为1 740万人;2000年底,尽管颓势已不可逆转,但制造业的总就业量仍然高达1 720万人;然而,到了10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只有1 150万人了(BLS,2012)。当然,很多经济学家都曾预言,所有失去制造业职位的人都将被容量无限的服务业所吸纳。但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却并未看到就业数量的任何净增长。相反,总体就业量却出现了减少:2001年1月,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为13 250万人,而在2010年11月,这个数字却是12 980万人,在美国人口数实现97%净增长的这段时间里,就业人数却出现了2%的下降。
上一次出现类似趋势的时间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当时一样,本次制造业就业数量的减少(从2000年底到2010年12月,制造业的就业数量合计减少560万个)造成了总就业量的减少。与此同时,从2001年底到2010年,除了数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之外(仅2010年即达到14万亿美元),美国的贸易赤字总额(大部分源自制造商的进口)更是接近了44万亿美元,这也让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这些现实促使我们不得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美国制造业走过的道路,重新认识它的发展、成就、失败乃至前景。
在此,我们将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回顾美国商品制造业走过的历程,了解它如何崛起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霸主,回味它在技术上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认识它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转型和衰退,剖析其生存乃至扩张的可能性,并最终揭示它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及社会意义。我之所以要创作这本书,就是想追忆美国制造业所书写的伟大历史——这也是一部创造美国历史的鸿篇巨制,而且我更坚信,如果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和驾驭,美国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也无力应对来自其他更具国家竞争力的大国挑战,更无从谈及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社会。
研究制造业,就是要探讨人类创造现代文明社会并使之拥有各种复杂机能的一切标志性活动。毫无疑问,这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纷呈、令人陶醉的宏伟篇章。但是,在一个后工业时代早已逝去的世界里,在一个价值创造几乎完全依赖服务业而远离制造业的经济中,在一个被消费思维所湮没的社会里,在一个以声音、图像及语言交换构筑的非实体化的新型宇宙中,这样的老生常谈显然已不被接受。尽管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要依赖各种各样的制造业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样的说法在今天已经不被接受,更难提被采纳。但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将原材料输入转化为形形色色产成品的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体系,俨然已成为工业历史的残迹,与现代虚拟现实相比,它们就如同远古的遗物。
其实,古语中便有制造活动的说法:制造的含义就是用手工(manus)制作(faciō)物品,不过,在眼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这个定义似乎已经不再恰当,真正手工制作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少。随着机械化、自动化和电算化不断取代人类的职能,甚至是某些不久前还被视为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技能,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机器所取代,而且越来越多的消费品也已成为机器的产物。
更进一步看,发达国家从事的制造性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少。亚当·斯密在1776年时就曾建议道:“如果有一个国家能以低于我们的成本提供某种商品,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向他们购买这种商品。”
但不知道亚当·斯密先生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既不生产一只叉子或者一只餐盘,也不生产一台电视机或是一台个人计算机,而是全部从国外进口这些商品,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种的其他产品,从而将数百个薪酬优惠的就业机会拱手让给其他国家。不可能,因为他曾重点强调过,“从国外购买的这些商品应采用我们生产的一部分零件,这就会有利于我们的就业”(Smith,1776)。但贸易统计数据却清晰地告诉我们:美国的任何一种比较优势均抵不过进口廉价商品的价值总额,自1976年以来,这种情况给美国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斯密认为,“两个地域之间在不受胁迫、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开展自然、定期的贸易,通常对贸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但他是否会想到国际贸易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长期性巨额逆差呢?
实际上,今天的一切大规模商品生产均与国际贸易有关,而且任何国际贸易都会给社会、政治和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本地,而且会辐射全球。当前,人们对虚拟商务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导致制造业开始淡出公众视线,但不可否认的是,制造业依旧是技术信息的第一大源泉,而且它的进步改造了现代经济的各个方面。美国在创造、普及和改进工业品方面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撼动的,这些成就很难让我们不去追忆它昔日的辉煌。尽管从总的绝对值角度看,美国制造业依旧保持持续增长,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种种疲软、失败和退步,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及时发现并冷静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