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

《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1940—1971》收录了小说大师纳博科夫与其挚友——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1940年至1971年间的通信，是两位智者之间颇具默契的深度交流。火花四溅的思想碰撞，直言不讳的犀利妙评，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尽在其中。正如这些坦诚的信件将证明的，在两人的最终疏离之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个人与智性的亲密接触。两位作家相互激发、促进性的交往，持续而充满生机的观点交流，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家传中得到重要反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西蒙??卡林斯基在此前版本的基础上作了扩充和修订，更详细地追溯了两位作家之间友谊的复杂性。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出生于圣彼得堡。1940年，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等高校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1961年，迁居瑞士蒙特勒。1977年病逝。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

西蒙·卡林斯基（1924—200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语言和文学荣誉教授。

★ 解读《洛丽塔》的关键钥匙

★ 揭秘纳博科夫一生故事的珍贵信件，国内首度出版

★ 文学大师×辛辣批评家，如何从亲密无间到分道扬镳

★ 关于金钱、疾病、工作、写作、《纽约客》、书籍、人物和蝴蝶……

文学大师纳博科夫与著名批评家威尔逊跨越30年的珍贵通信资料，国内首度出版。忠实呈现纳博科夫从籍籍无名到风靡文坛的文学生涯，见证两人友谊如何从亲密无间到分道扬镳。颇具默契的深度交流，火花四溅的思想碰撞，直言不讳的犀利妙评，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尽在其中。本书是纳博科夫文学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把解读纳博科夫作品的关键钥匙。

导言

一九六五年一个令人难忘的轰动性文学事件是由埃德蒙·威尔逊创造的，他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四卷评注版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威尔逊的文章刊登于七月的《纽约时报书评》，纳博科夫八月回复，一九六六年二月又在《遭遇》追加发表详细的反驳。像势均力敌、不择手段的斗争惯有的表现一样，交锋激动人心，许多文学家、学者加入争论，他们分派站边，给两个对手煽风点火，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这边一拳、那边一脚。混战的激动之中，很少有人留意到，威尔逊在评论的开篇就称自己“是纳博科夫先生的私交，对他抱有温情，有时又因激怒寒心”；而纳博科夫答复那篇评论时，也首先肯定两位作家的旧谊，认定彼此的感情。“一九四〇年代，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在许多事情上都善待我，而这些事不必跟他的职业相关，”纳博科夫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写道，“我们有许多激动人心的谈话，通了许多坦诚的信。”

正如本集这些坦诚的信件将证明的，在这场痛苦的、围绕《奥涅金》的翻译与评论的争论之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个人与智性的亲密接触。两位作家不停的、促进性的交往，持续而充满生机的观点的交流，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家传中得到重要反映。在与纳博科夫亲近的阶段，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沉浸在俄罗斯文学中；而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劝告和文学人脉，就很难想象纳博科夫第二段文学生涯（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会如何开始。威尔逊去世后，纳博科夫写信给叶连娜·威尔逊，谈到他们合作出版目前这些书信的计划，他以这样的字句收尾：“我不必告诉你，重温这些属于我们通信初期光芒四射时代的交流，是多么痛苦。”（未刊书信，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

促成他们亲近、相互同情的因素很多。他们分别来自各自文化中有教养的上流家庭，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学和本土的传统感兴趣，有投入。两人对法国语言文学都是行家里手，对宗教及神秘主义虽有分歧，但都抱怀疑态度。他们都是卷入政治的刑法学家之子。威尔逊相信，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内有职缺，他的父亲一定会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聘用。纳博科夫的父亲是革命前俄国反对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果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建立政权，他父亲很可能在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内阁占一席之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威尔逊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纳博科夫是一个小说家，但两人都创作并出版小说、文学批评、戏剧及诗歌，对他们而言，文学是他们一生热情之所系。在纳博科夫的熟人中，威尔逊也是少有的对前者另一兴趣领域——鳞翅目昆虫学有着起码的兴趣的人。

在俄国文化、美国文化之中，文学作品常常因其传达的信息而受到重视，如果它们展现出精湛的技巧，则会受到怀疑。但纳博科夫和威尔逊都明白，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文学品质——不过，什么才构成文学的品质，他们常有分歧。他们各自的作品在影响方面也有有趣的对应。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是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源的最好指南之一，正如纳博科夫的《天赋》是对其俄国本土根源的想象性检验，因此如果一起阅读，这两部作品几乎构成一个等式的两边。对威尔逊的小说《赫卡特县的回忆》的起诉与查禁，促进了维多利亚式的道德审查制度的瓦解，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一直持续到一九五〇年代末；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则标志着这种瓦解的完成。

因为有种种相似之处，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广泛，纳博科夫和威尔逊幸运地在一九四〇年相识了。只要早五年，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之变化无常和一九三〇年代知识界的潮流就会将他们隔开，双方也就无从谈起。他们亲近了二十年，最终痛苦地冷淡下来，而其根源则在他们初次相见前早已形成的观点与态度之中。如果我们简要检查一下彼此相遇前各自的知识轨迹，或许能更清晰地理解他们的关系。

威尔逊曾几次描述他在新泽西及纽约州北部的童年。他被领着跟一个富家子弟玩耍，这个男孩蛮横对待家里的仆人，漠然接受自己的优越地位，令威尔逊吃惊，这其实是他成长阶段的创伤体验。后来他在回忆录文章《在劳雷尔伍德》（收入其《夜思》）及小说《我想起黛西》中描述过这段经历。他的传记作家舍曼·保罗认为，威尔逊终生讨厌“富人界，它会熄灭成就卓越的每一种动力”，讨厌任何根深蒂固的特权，根源就在这个体验。它还可以解释他早期何以同情萧伯纳、亨·路·门肯之类的作家，在他看来，他们打破了现状，搅扰了沾沾自喜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〇年代的美国是镀金的爵士时代，威尔逊也厕身其中，他几乎跟每个重要的文学家都是朋友、熟人（许多人他在大学时代就相识），他也参与铸就这个时代；对俄国文学或俄国革命，他倒没有特别的兴趣。他成天忙于发现在文学鉴赏力方面的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并在那部划时代的著作《阿克塞尔的城堡》中加以探讨。那是一九二〇年代的巅峰之作，确立了威尔逊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批评家的声誉，并一锤定音地确认了象征主义风格对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重要性。此书出版后，美国就再也无法像过去时常发生的那样，说普鲁斯特难以卒读故不予考虑，说乔伊斯是色情作家，或者嘲笑斯泰因荒诞不经。恰恰是威尔逊，而非任何其他批评家，承认他们是现代大师，指出其共同根源是法国象征主义。

随着大萧条来临，像当时大多数美国作家一样，威尔逊也受潮流的裹挟，对其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体制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萨柯与万泽蒂案，哈兰县的矿工，失业和等待救济食物的队伍让许多人相信，需要更新、更好的社会模式。丹尼尔·阿伦的著作《左派作家》记录了美国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俄国高涨的热情，其时斯大林恰恰在巩固权力。一九三〇年代，一个对苏联现实有起码了解的人，面对美国的知识气氛，都会惊讶于知识界近乎无法想象的轻信，缺

乏任何有意义的标准，就将两个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对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仓促审判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抗议——这跟列宁统治的最初几年对数百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处理怎么比？比较美国失业者排队领面包的队伍与数百万乌克兰农民死于饥荒的情形，也没有意义。

正是在苏联饥荒等不断扩展的十年里，西方对十月革命的赞誉登峰造极，说它是人类对自由、公正社会的最美好的希望。威尔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这个时期形形色色的抗议行动中与美国共产党联合，但与许多同事熟人不同，即使在跟马克思主义打得火热时，他也保留了自我思考、自我判断的权利。一九三五年春，他受古根海姆基金的资助去了苏联，想在莫斯科马恩学院研究俄国革命。这是一次朝拜，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做派与精神。

威尔逊不具有爱·埃·卡明斯那种本能的诗性敏感。三年前，卡明斯也作了一次类似的旅行，像启程时的威尔逊一样，他对俄语和俄国历史几乎一窍不通。他想捕捉一九三〇年代苏维埃现实之精髓，并在那部无人赏识的杰作《艾米》中予以体现，它跟帕斯捷尔纳克同年写给妻子的信件，以及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可怕地吻合。威尔逊所描述的苏联印象（以自我审查的形式发表于一九三六年的《两种民主旅行记》，更详尽明确的版本是一九五六年的《红色，黑色，金色与橄榄色》）则有着动人的混杂性，自己天真的期待与他极力为之辩解的丑陋现实相混合。在伦敦开往列宁格勒的船上，他碰到三位苏联工程师，他们彬彬有礼，这立即归功于先进的、革命后的新文化；但列宁格勒的人群看上去衣衫褴褛、闷闷不乐——他们会这样的，鉴于他们正处在饥饿之中。但他们的外貌与举止被归咎于“过去农奴制的非人生活”，他们恐怕仍记得革命前的这种生活（一九三五年记得农奴制的人不会太多，因

为它在一八六一年就被废除了）。

编者按

导言：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或，亲近与分歧

书信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