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词笺注

《秦观词笺注》三卷，补遗一卷，宋秦观撰，杨世明笺注。秦观（1049-1110），字少游，号淮海居士，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被认为是北宋词坛上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其词妙在情韵兼胜，情感真挚，山川景物均熔铸笔端，自抒性灵。语言清丽淡雅，自然平易，音律谐美，和婉醇正，是北宋婉约词大家，评者以为其词的成就在苏轼、黄庭坚之上，对后来的周邦彦和李清照有直接影响。《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谓家喻户晓。杨世明先生笺注秦观词，注释详细，文辞雅洁，考其背景，表出典故，训释文义，赏析词境，又从诸家词话、笔记辑录相关评论，足资参考。后附秦观年谱。本书以《彊村丛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为底本，广校众本，又对集外之词作考辨，补遗四首，其他列入“存疑词”，校勘审慎，识断严谨。

秦观（1049-1110），字少游，号淮海居士，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苏东坡曾戏呼其为“山抹微云君”，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词人。著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杨世明，生于1937，四川峨眉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及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硕士点领衔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曾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化史、唐诗概论、《昭明文选导读》、学术名著导读等课程。出版的个人编著有《淮海词笺注》、《唐诗史》、《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巴蜀文学史》，点校杨基《眉庵集》，组织合编的有《古代诗歌选》、《历代咏梅诗词选》、《古代从政故事大观》、《巴蜀艺文五种》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先后获得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三项。省政府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一项。1997年评为四川省职业道德先进个人。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高师优秀教师三等奖。曾两次评选为校重点学科带头人。

笺注者杨世明先生花了很大功夫搜集秦观词的版本、评语，因此校勘做得很扎实，而所搜集的评语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笺注方面，首先尽量考定词作的创作背景，并为之大致推定创作年代，对于其中无法系年的，则按语审慎，不轻易按断。语词的解释也比较简洁。书末附录的相关传记资料和年谱方便读者知人论世。

前言
　　◇杨世明
　　秦观是北宋后期文学家。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及“苏门六君子”之一。其诗、文、词均有名。尤以词显，是北宋婉约词大家，有《淮海居士长短句》（又称《淮海词》、《淮海琴趣》）三卷。
　　一
　　秦观（一○四九—一一○○），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高邮人。出身中小官僚家庭。祖父曾作官南康。叔父秦定做过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知濠州。秦观十五岁亡父，与母亲戚氏随祖父、叔父在大家庭中生活。十九岁时，他与同邑徐成甫的大女儿徐文美结婚。在他二十七岁时，岳父母亦同时过世。他这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敝庐数间，足以避风雨，薄田百亩，虽不能尽充??粥丝麻，若无横事，亦可得十七。”〔一〕算是个小康之家。可是有时遇上荒年及疾病，就会“聚族四十口，食不足”〔二〕。他甚至没有书，要索借于亲戚，这很有一点家道中落的光景。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只能走“为养而求仕”的道路。
　　可是秦观在科举中也很不顺利。他虽然从小就熟读《论》《孟》，文章写得很好，熙、丰间试进士却多次不中。熙宁末，他对当时海内文宗苏轼，十分倾倒，乃拜谒于彭城。时苏轼治好徐州水患，修筑黄楼，秦观为写《黄楼赋》，苏轼看后，夸他“有屈、宋才”〔三〕。元丰二年他去会稽探望祖父、叔父，恰逢苏轼徙知湖州，乃同行至吴兴。沿途览胜赋诗，相得甚欢。他到会稽，受到程师孟隆重招待，写了不少诗文，大露头角。这时新党当政，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坐乌台诗案，下诏狱，未几贬黄州。秦观闻讯，亲至吴兴探听，又去信黄州问候。他景仰和信任苏轼，视之为师友，关心备至，不避安危，声气相投，如影随形。他同苏轼从此结下生死之谊，其一生悲剧命运亦由此铸定。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来信，劝他“勉强科举”，并要他多写诗文策论，当为之延誉，但劝他勿涉时事。元丰五年，再应试，不中。七年，苏轼由黄州授汝州团练副使，过金陵见王安石，向王推荐秦观，希望王“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四〕。王安石看了秦观诗文，也极为讚赏，回书誉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五〕。可是秦观“淹留场屋几二十年”〔六〕，此时锐气大减，改而羡马少游之为人：“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驭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于是乃改字少游。元丰八年，他意外地考中了进士，这大概与苏轼在王安石处的荐举有关。奋斗多年，几至心力交瘁，终于达到目的，跻身仕途，虽堪欣慰，但是他的雄心壮志已销磨殆尽了。
　　中进士后，秦观除官定海主簿，调蔡州教授。这年神宗亡，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一切复旧，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新党被纷纷驱逐出朝，旧党卷土重来。苏轼也被召入京。一切换了个样，秦观以为很快会得到擢升，可是事与愿违。保守派内部这时也开始各立门户，有程颐为首的洛党，二苏、吕陶等蜀党，刘挚、王岩叟等朔党。其中洛、蜀两党思想距离较大。洛党多道学家，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中右翼。蜀党多文学家，政治上偏见较少，如苏轼在王安石死后草拟的赠太傅敕，对王颇为嘉许，吕陶对元祐初尽废王氏新学的“随时俯仰”的作法也深表不满，这都表明他们在旧党中态度比较开明。这是两个集团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秦观为苏门一客，被目为蜀党，因而一再遭到洛党人物的排斥。元祐二年，苏轼、鲜于侁荐他应贤良文学，次年进京，大受物议，几至仕籍不保，亏执政范纯仁相援，得以病免，仍归蔡州。元祐四年，范纯仁又荐他充馆职，次年乃得进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元祐六年，御史中丞赵君锡以秦观有文学才，上章推荐，被命为秘书省正字。未几，程颐门人侍御史贾易上章言秦观“刻薄无行，不可侮辱文馆”，赵君锡接着自责推荐不实。事未公佈，时苏辙为尚书右丞，得知后告知乃兄。苏轼知出于洛党攻击，意劝秦观上表辞职。观闻之大为愤慨，连夜诣赵君锡，请赵劾贾遗行。结果赵、贾联合劾奏苏辙泄露机密，骂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又劾苏轼在神宗死后作诗有“山寺归来闻好语”之句，无人臣礼。双方交章对讦，事情越闹越大〔七〕。八月，秦观被免去正字，仍校对黄本书籍。苏轼亦再次离朝。元祐八年五月，秦观再次被升为正字。七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这时董敦逸、黄庆基又进状劾苏轼兄弟“援引党与，分佈权要”。事涉张耒、晁补之、秦观，诋观“素号狷薄”。可是这场争吵尚未平息，高太后亡，哲宗亲政，新党抬头，旧党再度失势。秦观也受到更大的打击。
　　绍圣初，秦观最先被改为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未几御史刘拯言秦观与黄庭坚重修《神宗实录》，窜易增减，诬毁先烈，秦途中被贬为监处州酒税。他在处州三年，“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八〕，卒无所得，乃以谒告写佛书，再贬郴州。郴州僻远，他留下老母、妻、子于浙西，只身赴贬所。绍圣四年又编管横州。两年后再徙雷州。他像苏轼一样，愈谪愈远，真是到了天涯海角。他举目无亲，灰心绝望，自分不久人世，因在元符三年自作挽诗。中曰：“婴釁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检我尸。藤束木皮棺，槁葬路旁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他哀伤自己死后像罪犯一样，要被验尸，然后槁葬异乡，连魂魄都不敢东归与亲人会面，其心情的惨痛可知。这年没料得到赦令，谪臣纷纷北归，他与苏轼乃在海康相会。七月他启行北上，八月到了藤州，身体愈益衰劣。一次在光化亭饮酒，突然不支，左右忙进水浆，他看着水含笑死去。临行时他写《和渊明归去来辞》，还切盼“及我家于中途，儿女欣而牵衣”，可是中途徂谢，终于未能与家人团聚，临死时其内心痛苦可以想见。他这不幸的人生只度过了五十二个春秋。苏轼闻耗，归途中“两日为之食不下”〔九〕，悲叹道：“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一○〕第二年苏轼也死于常州。
　　纵观秦观一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元丰八年以前是学习、求仕阶段。这一时期，除勤奋于学外，交游甚广，眼界较宽，胸有大志。尝自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一一〕。说明他关心国事，颇有雄心壮志。可是求仕中屡遭挫折，久困场屋，又使他灰心丧气。结交苏轼是这期间的大事，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和命运。元祐间求仕阶段。这前后近十年的官场生活，对他来说太短促了，所以他比之为“十年一觉扬州梦”。可是短促的十年中，也欢愉无多；相反，还多次受到打击、排挤；政治上的抱负更谈不上了。绍圣以后为贬谪时期。政治上失势，随时受人监视、揭发，加之贫病交迫，转徙流离，使他郁郁寡欢，造成了他的早死。总之，熙、丰间他因思想倾向保守，不能适应当时变法的潮流，迟迟不得登用；元祐中跟随蜀党，受到旧党中顽固派排斥；绍圣后又被视为旧党，钩连南迁。他的一生从未得意。明瞭于此，我们对其词凄婉情调产生的原因，就能有比较中肯的理解。
　　秦观的思想与苏轼相近，杂有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他主张社稷之臣应该“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应事物之变。苟利社稷则遂事矫制，虽君有所不从；苟害社稷则伏节死谊，虽身有所不顾。”〔一二〕他讚美汲黯为豪杰之士；称羡李泌的预见和智谋。而认为韦玄成只能议论宗庙祭祀，不知谏止元帝侈张宫室宴享之事，只不过是个腐儒；只知远权势以自安，不能以直道事君的张安世也只能算是一位“具臣”。这些观点，都说明他接受了儒家以社稷为重的积极用世思想，而头脑并不迂腐。可是他也有道家、佛家的消极、虚无思想。他五十岁写的《反初》诗说：“昔年淮海末，邂逅安期生。谓我有灵骨，法当游太清。”可见青年时代就热衷道家方士之言。又好与浮屠游，苏轼说他“通晓佛书”〔一三〕。特别是当他久处逆境，佛道思想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支撑的柱石。他死前不久曾哀叹“封侯已绝念，仙事亦难期”〔一四〕，很能说明他一生的思想矛盾。他词中某些複杂的情绪是与此有关的。
　　在政治上他实际很有大志，热心报国，追求功名，可惜生不逢时。入仕时恰逢变法，他却倾向于保守，自是处处碰壁。但他绝不投机，绝不逢迎，宁折不弯，这种态度充分显示他的高洁。他被纳入苏门，应该是心气相投。在改革方面，他比较求实，多调和之论。元祐初他曾写策论三十篇，其中对熙宁变法颇有肯定，认为这是“以猛政救缓势之术”，而元丰之后则大坏，因而元祐更张为必须。又以为差役法果有弊病，实行免役法是事出有因，但为弊更甚。他主张取两法之长更立“元祐役法”，则新、旧两党都会默然心服。在科举方面，他认为熙宁重经术，元祐复诗赋，都各有利弊，宜以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科，于是豪俊之士就能各尽其才了。他这些观点，与苏轼比较相近，可以说明他终身追随苏轼的一方面原因；也说明他在党争中态度比较客观，成见较少。但这当然会被两派视为模棱两可，因而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排斥。他一生仕途坎坷，连遭打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他在词中追求的那种没有矛盾的“桃源”，始终没有找到。
　　二
　　秦观的词据宋刊本有七十七首。其中《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满江红》（北苑研膏），基本可定为山谷词。除去这混入的二首，加上集外可定为秦作的词，总数不过八十首左右。这个数字不能算多。毛子晋说“少游性不耐聚稿”〔一五〕有一定道理，推想秦词原作当不止此数。
　　秦观存下的词不仅数量少，题材内容不算丰富，情调也较低沉。其中元丰初写的《雨中花》描写了幻想仙境的神妙奇美，《望海潮》（秦峰苍翠）咏会稽古迹，吊古感怀，境界都比较开阔，颇近苏词。其余则往往抒写男女恋情，别离相思，春恨秋悲，念旧叹老。比之“花间”“尊前”的剪红刻翠，娱宾遣兴，显然有所突破，有所改造，有所创新。
　　秦词情绪较低沉，这同他政治上恒遭打击，不得显达有关，也同他思想上受佛、道消极影响有关，这一点略如上述。关于其词十之九不离艳情，当然主要是由于他接受了“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点，但同他的生活作风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秦观为人直爽，略无城府，生活上不拘小节，年青时就常受人指责，这就是他自己说的：“观也本诸生，早与世参商。方枘不量凿，交亲指为狂。”〔一六〕这里面，好游狎邪，大概也是“狂”的一个方面。从诗话、词话、笔记上看，说他钟情倡女的事不止一起。《王直方诗话》云：“参寥言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云：‘楼阁过朝雨，参差动霁光。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烟花困日长。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孙莘老读此诗至末句，云：‘这小子又贱相发也。’少游后编《淮海集》，遂改云‘经旬牵酒伴，犹未献长杨。’”王直方为秦观同时人而年稍次，其说当不虚。孙觉与参寥均为少游最早结识的友人，对他自然很瞭解。此处说他“贱相发也”，就是不满他好游平康，而且乐道于诗。又山谷诗有《次韵孙子实寄少游》，中曰：“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任渊注云：“少游尝教授蔡州，顾官妓娄婉及陶心儿者，词中往往寄意。《王立之诗话》：‘秦少仪云：少游极怨山谷此句，谓言蔡州事少人知者，鲁直诗语重，人既见此语，遂使吹毛耳。’”可见秦观恋妓，确是事实。而这种狎邪生活一般是忌讳入诗的，因而他当然要在词中来表现它。
　　不过，秦观的词虽然在题材内容上没有完全冲破“花间”“尊前”的樊篱，在思想深度上却有了发展。他把过去主要用来“娱宾而遣兴”的艳情题材，用来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歌咏男女爱情和婚姻问题。这就使这些词带有一定严肃的社会意义，具有了较旧词高明的思想性，因而也就比较有价值。秦词在艳情题材上的新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秦词讚美纯洁久长的爱情，强调心灵的相通和感情的真挚。它以爱情取代了旧词中充斥的色情，这无异于在艳情词中作了一次净化。如：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因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减字木兰花》）
　　这里令人感受到的显然是纯洁、深厚的爱情，而没有调戏与猥亵。
　　第二，秦词还赞赏自由相爱，表现这种爱恋的执著和婚姻的幸福。《调笑令十首》中的《无双》《烟中怨》《离魂记》，分别歌咏了刘无双与王仙客、阿溪与谢生、张倩娘与王宙的自由结合的故事。这些故事广泛流行于民间，反映了人民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对封建婚姻制度有一定批判意义。秦词描写此类主题，说明他与下层人民有广泛接触，接受了他们民主思想的影响。这些词应该说是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
　　第三，秦词中的女性，多是青楼倡女，是社会上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这一点同旧的艳情词并无二致，可是在对待这些人物的态度上却大有不同。旧词里的这类女人往往被写成是卖笑追欢、送旧迎新、自甘堕落的荡妇，好像社会的道德沦丧、伤风败俗，都应归咎于她们。而实际上，娼妓本来是封建制度畸形社会的产物，是满足男性腐化享乐而滋生的。就娼妓本身来说，她们是被迫的，是痛苦的。那种把妓女的病态生活加以美化的描写，不仅歪曲了娼妓，而且起着掩饰封建制度戕害妇女的罪恶的作用。秦词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所写的这些不幸女性，都一样追求真诚的爱，向往自由健康而幸福的生活。《调笑令》中的盼盼、灼灼就是这种多情的女性，她们忠于爱情同良家女没有什么不同。其他如：
　　红粉脆痕，青笺嫩约，丁宁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谁。更自言秋杪，亲去无疑。但恐生时注著，合有分于飞。（《望海潮》）
　　想应妙舞清歌罢，又还对、秋色嗟咨。惟有画楼，当时明月，两处照相思。（《一丛花》）
　　肯如薄幸五更风，不解与、花为主。（《一落索》）
　　都反映了她们爱情的真挚，而没有“水性杨花”之态。秦观留连青楼当然也是一种病态生活，但他能摆脱一般士大夫的偏见，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她们，并写出她们向往真挚的爱情，这显然是可贵的。这同他的身世遭遇大有关系。
　　第四，秦词虽然十九艳情，主要写他的爱情生活，但往往把自己政治上的失意渗透进去，这也就是周济说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一七〕的写法。这固然增添了词的感伤情绪，但却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厚，使其题材单调的弱点得到弥补。这些内容有时写得比较明白，如：
　　名韁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水龙吟》）
　　殢酒困花，十载因谁淹留。（《梦扬州》）
　　到如今，谁把雕鞍锁定，阻游人来往。（《鼓笛慢》）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减字木兰花》）
　　这里面身世之感是明显的。它使人感到宦海险恶，反不如在情人那里能得到安慰。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秦词与前代的婉约词家相比，进一步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地位提高到寄慨身世、抒发真实感情的阶段，是很有功劳的。闻一多先生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为宫体诗的自赎，秦观的艳情词有相似的情形，它似乎可以说是“花间”“尊前”的自赎了。它对后人的启迪作用，是不应抹煞的。
　　秦观还有几首词是描写羁旅行役的。这些词通过描绘凄凉的景色，衬托出他遭受贬谪时孤寂痛苦的心境，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环境的险恶和当权者的兇残无恥，让我们对秦观这样正直的知识份子产生同情和敬仰。
　　秦词有的感伤情绪较重。大致来说，元丰以前的词比较开朗，感伤色彩较轻。元祐及绍圣初则显得凄婉。贬谪阶段的词“则变而凄厉矣”。〔一八〕
　　这种低沉的情绪，是秦词的特点。他这也是一种不平之鸣，是对那种龌龊黑暗势力的控诉。
　　三
　　秦词艺术上深有造诣，在北宋词坛上地位很高。他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推为当代词手，而且人们公认黄不逮秦。他是婉约派大家，与柳永并称“秦柳”，又与周邦彦并称“周秦”。冯煦甚至认为他是李后主以后成就最高的一人。向来论北宋词，往往以苏轼为豪放派代表，而以秦观为婉约派巨擘。这些评价，说明秦词在艺术上确有其独造佳境。
　　秦词虽然数量不多，风格却并不统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俗词，一为雅词。这一特点，在北宋很多词人的作品中都存在。
　　秦词中的俗词，如《满园花》《迎春乐》《一落素》《丑奴儿》《南乡子》《河传》《浣溪沙》《调笑令》等都是。这些词在内容上几乎都是写狎邪生活的。在情绪上一般比较开朗，大致是早期的作品。在语言上，多用俗语，如“撋就”“软顽”“罗皂丑”“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香香深处”“抵死”“闷损”等。体制上多为令词，篇幅短小，风格上接近民间词曲，明快活泼，通俗诙谐，可以看到柳永词风的一些影响。可是有的流于浅率，有的不免浮滑，其中佳作不多。陈廷焯说“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词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慎”〔一九〕，所谓“俚词”即指此类。
　　秦观词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那些雅词。叶梦得说秦词“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二○〕，指的就是这些雅词。关于这些词的风格，前人评述不尽相同，如有的赞为“奇丽”〔二一〕，有的又赏为“俊逸精妙”〔二二〕，有的称其“清丽淡雅”〔二三〕，有的评之“清远”〔二四〕，有的许为“清华”〔二五〕，有的则誉为“清丽婉约，辞情相称”〔二六〕。但是看得出来，这些评语都指出了秦词之清丽特色，是合乎事实的。我想，其风格似可以用四字概括，即：柔婉清丽。
　　柔婉清丽，不用说是属于婉约的词风，可是它又具有一定个性。“柔婉”既指其含蓄蕴藉，又指其缠绵悱恻。它有别于健爽，也不同于幽雅。“清丽”是同浓艳相对的，也有别于古朴。它有平易的风度，又有脱俗的姿态，张耒说“秦文倩丽舒桃李”〔二七〕。敖陶孙评他的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若”〔二八〕。况周颐说他的词像“初日芙蓉，晓风杨柳”〔二九〕，这些形容都能说明他词风上柔婉清丽的特点。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其词风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擅长描绘凄迷感伤的意境。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又说秦词“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有我之境”〔三○〕，其实秦词中此类境界较多。他最善于捕捉那些迷茫凄凉的景象，加以渲染描写，注入念远伤怀的强烈主观情感，做到景中含情，浑然一体，从而形成一种凄迷感伤的意境，显得韵味深长，留有不尽之意，耐人玩味。如：
　　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水龙吟》）
　　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风流子》）
　　开尊待月，掩箔披风，依然灯火扬州。（《长相思》）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
　　洞房人静，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满庭芳》）
　　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临江仙》）
　　这些景色，最爱用斜阳、月色、流水同各种凄苦的声音配合，交织成一些动人的镜头，不仅有很强的画面感，而且有很深的感染力。它的确能做到“咀嚼无滓，久而知味。”〔三一〕而这，也就是“柔婉清丽”的一个特色。读了这些词句，会令人联想到柳永的“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受到柳词影响的。
　　第二，善用比兴。秦词不仅善于在词中描绘景色，创造动人的境界，来烘托和加深词中的感慨，而且还善于使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拟人来描绘这些抽象的感情，使之得到强化和具体化，从而给人突出深刻的印象。如：
　　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刬尽还生。（《八六子》）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鹊桥仙》）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
　　这里，由于不假直说而借助比兴，就更显得含蓄委婉，余情不尽。
　　第三，柔婉清丽的语言。秦观是很善于使用语言的，这是他的词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又有这几方面特点：
　　一、语言典雅平易，精丽而自然，沉著而似绝不用力，在平淡中见功夫，显得清丽深厚。如：
　　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望海潮》）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满庭芳》）
　　前人对这里的“分”字、“抹”字，都十分讚赏。细味词句，的确深感奇妙。可是作者下字却似乎毫不费力，这尤其难得。
　　二、用典少，偶或用之，往往也溶化无滓，视如己出。这仍是清丽的特色，在通俗中寓深意。如：
　　花影乱，莺声碎。（《千秋岁》）
　　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阮郎归》）
　　新声含尽古今情。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临江仙》）
　　这里有化用，有暗用，有借用，但都用得天衣无缝，不显堆垛。
　　三、措语用词，往往选用轻、细、微、软的字眼，同词中描写的情、愁、思、恋，互相协调，因而能给人纤柔、委婉、缠绵、含蓄的感受。如：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水龙吟》）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八六子》）
　　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满庭芳》）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虞美人》）
　　风是轻的，雨是微的，梦是幽的，连秦筝也是小的，而且是低按。这自然同那种百无聊赖的閒愁暗恨和思妇怀人的缱绻情丝非常投合。因而这种语言在用来写艳情，抒感慨，尤为适合。
　　以上几个方面，再加上多用慢词，善于铺叙，韵律谐和，运笔周密，使秦词富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形成了独有的柔婉清丽的风格。
　　秦词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决定于个人的身世、思想和文学修养，但同前人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他吸收了温飞卿的细贴、含蓄，然而不似温的浓艳，脂粉气略少。他接受了韦庄的清丽，却较之更为深曲、委婉。他受李煜的影响最大，某些句子很相似，如“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恨如芳草，凄凄刬尽还生”等。秦的《河传》（恨眉醉眼）也最像李的《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描写幽会都很轻佻露骨。但李词悲凉，秦词凄婉；李多用令词，常用写意手法，即王国维说的“粗服乱头”，而秦词还深受柳词的影响，那些俗词不用说了，就是这些雅词里面也还有“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这类俚语的句子，以至为东坡所讥。但他也学到了柳词善铺叙、烘托，平易深厚的长处。他以艳情题材来抒写情怀，寄慨身世，也是沿着李煜、柳永的路子走来的。总之，秦观词是既有继承，也有创造，由于兼师众长，终能自成一家。他是北宋词中有数的几个大家之一。首先是他在传统题材的范围内，使爱情的主题有了深化，表现了真挚的感情，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还以词寄慨身世，抒写情怀，这进一步把词由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成能反映一定生活内容的文学样式。其次是他进一步使用慢词，使词体更趋完善。宋翔凤说：“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竟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留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练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
　　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三二〕可见他在慢词的发展上也是有贡献的。第三是他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进一步发展了婉约词。特别是他清丽的词风，启迪了南宋李清照、陆游、程垓等人。其中李清照成就尤著，不能说没有接受秦观的影响。所以秦词艺术上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深入研究秦观的词，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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