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土异域情
贺兴安
当剧烈的变革把政治需要提升到突出位置的时候,文学的本性在另一面又显示它的沉稳和持重。文学的这种本性和宽容性是耐得住颠簸和寂寞的。作家的命运也常在这种一波三折中,终于得到世人公正的界定。沈从文就是这种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声望,又带传奇性的一位。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他出身行伍家庭,祖父少年时卖马草为生,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官至贵州提督,后厌倦官场辞官归隐。父亲参与辛亥革命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后去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迹败露后逃到关外。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母亲为土家族。
沈从文1923年夏到北京,生活清苦。他自修成才,转益多师。早年创作中,不忘情于湘西乡下,又瞩目于城市人生。他笔下的题材和人物多种多样,体裁样式又多方尝试,包括散文、戏剧、诗歌和长中短篇小说。晚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作总体回顾时说,来城市五六十年,仍然“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自我评述》,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在早年的多方探求和尝试之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于湘西世界了。《柏子》(1928)是他的第一篇成名短篇小说,是确立他的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30年代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中,收进了这篇作品。
1934年初,沈从文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里。他从沿途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件里,整理集结成了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湘行散记》写他第一次回乡,可以和《从文自传》相印证,可以“温习那个业已消逝的童年梦境”,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构成这个散记的突出主题。作者看到船上站着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人,日复一日,代复一代,于是感慨着“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最简单、最常见的是单个人的人生循环、人人相因。《桃源与沅州》写到一只桃源小划子的人员格局:一个舵手,一个拦头工人,一个听使唤打杂的小水手。这种小水手“除了学习看水,看风,记石头,使用篙桨以外,也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希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他们是明天的拦头工人或舵手,再重复另一种人的命运。吊脚楼里妓女的命运就更惨。她们年轻时同水手大概有过真情的恩爱与相许,到了年老多病,只能胡乱吃药打针,“直到病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这类卑微的人生循环,只能是维护着一个蠕动着的社会的继续蠕动。《老伴》记述作者三次路过泸溪县城绒线铺。第一二两次是同一个补充兵(成衣人的独生子),那补充兵看中了铺里的女孩子,发誓要娶她。到了十七年后的第三次,作者又在这里看到一个女孩子,“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同以前那个女孩一模一样。很明显她就是当年那个女孩的女儿。这时,一个“老人”出现了,“在黄晕晕煤油灯光下,我原来又见了那成衣人的独生子,这人简直可说是一个老人,很显然的,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如果说,人生循环乃是历史循环的基础和表征,作者对于这种拖累历史的超稳定现象,发出了深长的慨叹。
除了众多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篇章外,沈从文写有中篇小说《边城》和长篇小说《长河》,两者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1933年夏天,沈从文同张兆和在山东崂山看见溪边一个哭泣的穿白色孝服的小姑娘烧纸钱提水,便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一个故事!”据作者自述,翠翠这个形象还糅进了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和他的新婚妻子某些投影。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一直是他创作的一个着力点。此前,《萧萧》(1929)写了一个已婚的童养媳手里抱的丈夫只有三岁,她同粗膀子花狗的野合差一点落得个“发卖”或“沉潭”的命运,对她来说,只能照顾丈夫长大,再抱抱自己“新生的月毛毛”。《三三》(1931)写一个未婚女子三三在封闭偏僻的碾坊里长大,她十五岁时对一个城里白脸男子产生种种幻想,又因他突然死去而使这幻想发生断弦似的崩裂。《边城》里的翠翠比她们有较多的自主追求,小说全景式地展示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为充分地描写这个小社会的风俗民情和人物的错综纠葛。
《边城》突出“善”的悲剧。它同西方那种着眼于伟大与崇高的毁灭的悲剧模式不同,出现的是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翠翠写得很美,“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她有一个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她不是被恶人恶行逼入苦境的。大老和二老都爱上了她,因为阴差阳错,她所爱的二老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她偏偏睡着了,一气之下去了桃源。这时,祖父又去世了。诚如作者说过的,“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水云》,见《沈从文别集·友情集》。
《长河》是作者写作时间最长(1938—1942)、规模最大的作品。假如说,《边城》偏重浪漫色彩的理想追慕,《长河》就现出写实风格的现实褒贬。它以1936年长河上的吕家坪码头为基地,依作者在《长河·题记》说的,“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所谓“常”,就是长河流域的漫长的、超稳定的自然经济,是自屈原以来不是“吃土地饭”(种地)就是“吃水上饭”(行船)的生活方式。所谓“变”,就是绵延不断的大小内战,是强加给吕家坪的国民党保安团。作品围绕这个思路编织人物,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画,给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老水手满满、橘园藤长顺和商会会长都是吃水上饭和吃土地饭的。老水手硬朗而又耿直,藤长顺厚实不失机警,加上商会会长的上下应酬左右周旋,给读者留下了乡镇河街的历史人物剪影。在今天看来,他们纠缠于人生琐事,耗费了过多的智力与体力,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实际贡献却又很少,是另一类令人叹息的生灵。从上面派给吕家坪的保安团、各种名目的捐赋以及闹剧式的“新生活”运动,给这里带来了“变”。保安队宗队长集中了这种乡镇社会的三大罪恶:侵占民财,贪赃枉法,调戏妇女。沈从文对他批评的人物(包括那个大王、女妖和豆腐老板)极少做全然否定性的描写,宗队长例外,他同作者在《巧秀和冬生》里写的调戏妇女不成便将她“沉潭”的族长一样,是十足的恶人。
作品里的夭夭兄妹,是令人喜爱的青年人。夭夭的哥哥三黑子是敢于把“恨”记在心里的人物。他“人缘好”,“为人正直”,同宗队长的对峙总有剑拔弩张之感,两人代表善与恶的两极。他喊出的“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和支持。作品不单写夭夭“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也不单像写其他乡村女子胸前围裙上的绣花以及手带麻花绞银手镯等等,而是突出她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意识的自觉。写她打扫枫树叶,看见叶子“同红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夭夭一面打扫祠堂前木叶,一面抬头望半空中飘落的木叶,用手去承接捕捉”,对自然美的这种感受和自觉意识,使女性的表现进入了新的层次。作品还写夭夭谦虚不占先逞强,面对宗队长的讹诈挺得住,在调戏面前又能巧妙应对。在作者笔下的湘西少女中,她具有鲜明的反抗性。可以说,这部作品在表现社会矛盾方面有了提升,把爱与憎、悲与喜、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现实场景都综合进去了。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在续篇中,作者接下来要写蒋介石横暴占领湘西,借抗战之名消灭地方势力。但作者的计划后来未能实现。
个人经历和历史进程常常不会同步,但历史的筛选同文化的积淀终归并行不悖。改革开放后,沈从文创作的独立和独创精神、揭示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性以及乡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重新受到世人注目和推崇。巴金赞扬老朋友沈从文“独特的风格”、“很高的才华”和“金子般的心”。巴金去世后,金庸在悼文中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大约从1983年起,瑞典皇家学院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开始瞩目中国作家。在议及的几名中国作家中,沈从文被认为“实力最雄厚”。许多瑞典人认为,如果沈从文在世,肯定是中国作家获奖“最强有力的候选人”。沈从文在这种未能料到、也不去预料的可能的荣誉之前就去世了,然而,他的作品却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