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随笔集

本书精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随笔，包括其名篇《自我思考》《论写作与风格》《论博学与学者》《论阅读与书籍》等。诗人、翻译家绿原的译笔忠实畅达，生动传神。

叔本华（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著名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主义的开创者，其思想对近代的学术界、文化界影响极为深远。叔本华认为被意志所支配最终只会带来虚无和痛苦。他的学说启发了日后的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

译者简介：

绿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刘仁甫，1948年后多以笔名绿原行世，曾用笔名刘半九进行翻译创作， 湖北黄陂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编辑家。绿原是七月派代表诗人，其早期诗歌带有童话般的梦幻色彩，被称作“童话诗人”。译著有歌德的《浮士德》，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德国的浪漫派》等。

不要让你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独立思考！做你自己！

让我们一起听听叔本华老师这些不那么逆耳的忠言！

译本序

叔本华作为哲学家，向有悲观主义者的称号。其实，他对人世并没有从个人出发的叹老嗟贫之类的悲音，自然也没有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论调；他不过惯于冷静地阐述对于人生逻辑之大小前提的见解，精辟地言人之所未言的有关哲理。识者云：作为叔本华的认真的读者，毕竟以摆脱那个“称号”的牵制、直接阅读他的原著为宜。

叔本华的哲学来源于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兼收费希特、谢林等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虽然同时又在自己独特的唯意志论的基础上，对后者表示了轻蔑。他的主要著作的题目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其中“表象”（Vorstellung）在这里还可译作“观念”，是指经过感知的客观事物在脑中再现的形象；用他自己的说法，也可叫做“意志的客观化”。那么，世界是什么？在他看来，不过就是意志及其客观化的幻象。进一步认识的关键在于首先弄清楚他笔下的“意志”。意志，类似康德的“物自体”，是一种盲目的、无理性的力量，凌驾在人的智力之上，使人屈从于本性、情绪、性冲动等；因此有“意志是主子，智力是仆人”的说法，而叔氏更把意志比作一个肩头扛着一个跛足智力的盲人。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的和本体的；叔本华则把自我也分为现象的和本体的。从现象上说，人作为感知的对象，也是一种物自体；从本体上说，人只能是意志的显现。但是，在反二元论的原则立场上，为了理解人的整体性，他不得不悲观主义地强调意志的贪婪的主宰力量。在他看来，意志独立于时间与空间，超越各种无机和有机现象，包括世界万物的本性和各种现象的内核——它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至和无所不为，注定人生多苦恼，幸福不过是幻想。人生苦恼的唯一稀释剂是艺术，只有从事艺术，才能使人在自由的审美沉思中，找到避免屈从于意志的唯一场所；可惜的是，艺术虽然比有涯的人生要长久，但在人类的盲目意志的客观化气焰面前，毕竟只能提供暂时的慰藉。因此叔氏求救于佛教，视佛教和否定人世的神秘主义高于当代流行的基督教神学。他不是首先向德国哲学介绍印度宗教的人，但他却最坚决拥护佛教通过冥想达到否定人世的原则，即通过自我否定和逆来顺受等苦行实践，化解并根除个人意志，进而输入一种万念皆空、死后寂灭的涅意识，以便在现实的今世苦难和想象的死后磨难中，为自己的哲学

理念建立一个似可与实际生活相呼应的立足点。

由于对当时一般学院派、特别是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学派，抱着严厉的不妥协的对抗态度，叔本华受尽了同代人的冷遇。他一生不得志，但坚信真理的最后胜利（如他所说，“真理终会到来，因为它永久存在。”）；直到晚年，一八五三年（他卒于一八六年），他的哲学思想才开始为思想界所重视。叔本华的思想遗产对后世的哲学，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人类学等，起过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他的文字优雅，少有哲学家惯用的术语及其晦涩风格，因此直到后世，他的格言、警句往往比他的玄学体系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而又无可奈何的。据说奠定他的散文家地位的，是他的散文集《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一八五一年), 被激赏于文坛大家如托尔

斯泰、康拉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弗洛伊德等人。

叔本华充分利用德语特有的框型结构，把他的奇思妙想分布在这个结构的各个部位，往往令读者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眼花缭乱之后，才勉强接近他的全部思维的轮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因此难免有如下两种顾虑：一是如何照顾作者的风格，一是如何照顾汉语读者的习惯。前例是：原文如为一个包孕句（Verwickelter Satz），犹如一株枝叶繁茂的树干，一般资深译者出于某种考虑，往往动手把那些枝叶即修饰性从句，从树干即主句上，一一撕扯下来即单独译出来，然后把它们和主句并列在一起，以为这样会帮助读者细致了解原文。窃以为：如此忽视构件的主从与表述的轻重，可能在一般文字中不大引起注意，也就容易导向大而化之，殊不知这种译法与作者的严谨风格、与干枝

分明的原文相去甚远，是不值得提倡的。

后例是：原文如为由一个连接词将条件从句和主句连在一起的复合句（Zusammengesetzter Satz），大都是把主句放在前面，把以“因为”“只要”“既然”等连接词开头的条件从句放在后面。这种句型在汉语中已逐渐流行，译者一般不加考虑地采用这种造句结构，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窃以为：在合理从俗的前提下，如果条件从句过长，把主句放在前面，便会离它越来越远，以致为读者掌握全句意义造成困难，因此似有必要按照实际情况，尊重汉语习惯，把主句移到从句后面来。

这里想重复一下旧编“译本序”中的一句话，“本集译者不想也不能把这位有棱有角的哲学家变成一个他本人所厌恶的谦谦君子，便只好照原文把他译了出来。”这个态

度在本书增订过程中也没有改变，是否有当，尚须候教于高明。

绿原

二○○七年五月

北京东郊八里庄

旧编译本序

据说真正可读的书往往并不需要序跋之类，因为它的内容将会或已经说明一切。本书大概还不是不可读的书，读者读完了，方萦怀于正文之不暇，非正文的跋或后记固不必照顾体例非写不可；但作者既是一百多年前一位西方哲学家，如果开卷之初，对其身世、著述、生前坎坷、身后争议有所了解，读起来不是会少一点疑讶么？何况本书在他的全集中题材繁博而平易，文笔坦率而凝练，具有特异的风格——风格即人，风格的所以然就是人的性格的所以然：这就要一篇序文先来测试一下才好。对于它的译本的读者，

这篇序文更是不得不写的，而且不得不比一般序文写得更长一点，也更杂一点。

中国有句谚语，“时势造英雄”，只说了事实的一半。眼界宽一点，时势还造就了哲学家，甚至还造就了他的读者。这里所说的“时势”，是指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历史，也就是本书作者、这位西方现代悲观主义哲学先驱的生活环境。那时，一七八九年燃起来的革命火焰已经衰微，“革命的儿子”拿破仑变成了“反革命的女婿”，贝多芬把自己原来献给他的《英雄交响乐》撕得粉碎；接着，从滑铁卢之役经过圣赫伦娜岛到达“神圣同盟”：欧洲的封建专制政治进一步巩固了，虽然革命的灰烬还在暗中燃烧，直到一八四八年才似乎一闪而灭。这几次革命，其起因是很复杂的，一般说来，并非由被压迫在底层的饥饿的贫民所发动，站在前列和后台的倒是接近封建压迫者而要求民主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革命失败，战争频仍，希望和信仰遭到背弃，整个时代弥漫着悲观气氛。在文学方面出现了拜伦、缪塞、海涅、莱奥帕迪等大诗人；在哲学方面则是本书的作者阿图尔·叔本华，他把关于支配一切发展与运动的宇宙力量的思想改造成为彻底的悲观主义。尽管叔本华自己说，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关系到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每个人的事物，只要他有从事研究的机会和条件，能够精制他的思想并把它们传播给世界，他就心满意足了，不论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外在环境如何（见一八一九年向柏林大学求职信），他的悲观主义哲学客观上反映了欧洲革命失败后消极绝望的中产阶级的沮丧情绪。

叔本华的双亲是荷兰后裔，父亲是个热衷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充满进取精神的富商，母亲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后来成为一个相当丰产的小说家。这是一个传统意识淡薄、欢喜东奔西走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一七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阿图尔·叔本华生于古老的但泽自由市，由父亲起了一个带英国味的名字；一七九三年，但泽为普鲁士占领，阿图尔刚五岁，随全家迁居汉堡；一七九七年，父亲带他去巴黎见世面，两年后返回汉堡；一八○三年，全家又离汉堡去伦敦；一八○四年离英经法国外省到瑞士，又到维也纳；一八○五年重返汉堡。在国外旅游的若干年间，一再发生反法联盟战争，战火在德国境内燃烧，但并没有十分影响阿图尔的正常成长。父亲说过，“我的儿子要读世界之书”，这句话算是应验了；但是，他却要求儿子从商，儿子偏爱好文学，虽然勉强进入一家商号学习；不幸同年父亲去世（自杀？），对阿图尔打击至重，虽然父子在就业问题上有矛盾，儿子一直十分敬爱父亲。母亲约翰娜·叔本华为人放达，对丈夫并无深厚感情，次年即把尚未成年的阿图尔留在汉堡，自己迁居魏玛，正式开始作家生涯，成为以歌德为核心的文艺圈子里的一员。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图尔和母亲之间多方面的分歧日益明显：首先是不满她轻易淡忘他所敬爱的亡父，其次是对她的文学声誉产生嫉妒（他极不愿被人称作“小说家约翰娜·叔本华的儿子”），最后是对魏玛沙龙的繁文缛节、亦即一般文坛的虚浮气氛的不适应以至反感。这时，他已不再遵照父亲的遗愿走从商的道路，而是按部就班地报考文科中学和大学，逐步完成他的哲学家使命所必需的修养和造诣。这期间他几次回到魏玛他母亲的家里，很快发现两人不能同居在一个屋顶下面，于是在魏玛也分居两处，只是偶尔作为客人拜访一下母亲而已。小说家约翰娜·叔本华虽然在文学史上不过昙花一现，她的全集竟达二十四卷之多，她在自命不凡的主观意识支配下，觉得儿子乖张成性，和她格格不入，也就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母子的恶劣关系可以通过一件轶事来说明：他的第一部著作《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发表以后，母亲对儿子嘲笑道，“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呢，连这个题目怕也只有药剂师感兴趣？”儿子当即反唇相讥，“你所有的小说被人忘光了，我这本书肯定还有人读！”在魏玛期间，约翰娜·叔本华颇见爱于歌德，因为她在社交场合，并不忌讳他随身带着他的未正式结婚的夫人克里斯蒂安娜；一次，歌德对她说，她的儿子会成为名人，母亲听了很诧异，也很不高兴，因为她不相信，一个家里会出两个天才。一八一四年，母子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她把他推下了楼，从此彻底决裂，彼此再也没有相见。他临走时对她说：“你在

历史上将因我而被人记住。”

一八○九年，叔本华进戈廷根大学学习，研究柏拉图和康德的哲学。一八一一年，又进柏林大学，研究费希特的哲学。这时，费希特号召德国青年参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叔本华一度为这股民族主义热情所动，但终于还是留在魏玛乡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即《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所谓“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就是因果律的四种形式：一，逻辑上以前提决定结论；二，物理上以前因决定后果；三，数学上以数学和机械原理决定结构；四，伦理上以性格决定行为。在兵荒马乱的形势下，哲学新星的处女作不止是受到母亲的嘲笑，是不足为怪的。在魏玛期间，叔本华拜访过歌德，两人谈得很投缘，还专门讨论过歌德的《颜色论》；后来，他撰写过一篇《论视觉与颜色》（一八一五年），就是为了支援歌德反驳批评歌德的《颜色论》的牛顿主义者。离开魏玛后，在德累斯顿待了四年，叔本华埋头致力于他的“主要著作”，他一贯这样称呼《作为意

志与表象的世界》。

......

一八二一年，叔本华又陷入了一场无谓的纠纷，继而酿成几次失败的诉讼。对头不再来自学院或文学界，而是他的房东太太的一个朋友，一个女裁缝。由于她经常在他的窗前喋喋不休，引起他的愤恨，他曾向房东太太抱怨过，虽然后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诺言并没有兑现，于是他忍无可忍，动手把女裁缝推倒在地，并把她所做的针线活连同工具一并扔到了门外。女裁缝向法院提出控诉，他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先争取到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不服而上诉，他因要动身去瑞士，未能留下来听讼，于是被判决一笔三百塔勒的罚款。三年后，叔本华又被传到了柏林，那个女裁缝重新控告了他，理由是她那次被殴打，使她永远丧失谋生的能力，因此要求被告今后每季付她十五塔勒津贴作为赔偿金，而他反驳无效，不得不接受这第二次不利的判决。这位女原告已经五十多岁，除了其他疾病，后来还染上当时北德流行的霍乱症，她周围同样被传染、但病情比她的轻一些的壮汉一个个死掉了，她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久，一直享受着叔本华被判付给她的赔偿金。二十年后她才死去，法院把这个消息通知他，他当即在通知书上写下四个押韵的拉丁字，意思是“老妇死，重负释”。不言而喻，这件旷日持久的官司及其后果，加上母亲当年对他的态度，在颇大程度上帮助培养了他对于妇女的偏见，并为他提供了在《论妇女》一文中展示女性的生存意志之显现力量的动机和素材。

一八三一年夏天，柏林流行霍乱，黑格尔罹难，叔本华唯恐被传染，匆匆逃往法兰克福，一住三十年，直到去世。在法兰克福，他靠一点祖产的利息住公寓，过着十分规则的孤寂生活。可以说，他没有一个亲人：没有母亲，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家庭，也没有国家，除了一只被邻儿称作“小叔本华”的卷毛狗。尼采这样说过他的私淑老师，“他绝对地孤立，没有一个朋友；在一与无之间隔着一个无限。”就在这个“无限”当中，叔本华孤傲而坚忍地期待着人类对他的承认；他深信，无论怎么迟缓，承认一定会到来。一八三六年，他出版了《论自然界中的意志》，其中汇集了各种最新发现的物理科学事实来支持他的哲学见解；似乎命运存心捉弄人，这部新著仍然没有引起、更别说抓住公众的注意力。一八三八年挪威某学术团体征文，讨论意志自由能否以意识为证据加以检验，叔本华立即撰文（《论人的意志的自由》）应征，次年收到通知，他的论文获奖了，这是他平生历经挫折后的第一次成功；他喜出望外，无限兴奋，马上着手撰文（《论道德的基础》）参加第二次征文活动，信心十足地期待好事成双的佳音，结果丧气地获悉他的论文落选了，理由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论证，“同情作为道德之基础”（这个后来为现代自然主义美学家们一再借用的命题）的说服力也不充分，尤为难堪的是对著名哲学家（可想而知是指哪几位）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些评语无疑加剧了叔本华对于同代哲学教授们的嫉恨情绪，他不得不认为，这正是已故“元凶”黑格尔的流毒，因此他必须继续孤军奋战，坚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这两篇应征论文后来（一八四一年）被合并成一册，在法兰克福出版，换题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一八四四年，《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发行，该版增加了对初版四部分正文的补充，分量超过了正文的篇幅，几乎又是一部新著：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今后便以这个占全

集三分之一规模的宏伟结构传世了。

......

叔本华逝世至今一百多年，世界经过更其凶悍的“意志”的冲突，更其繁芜的“表象”的幻现，他的悲观主义哲学体系，如果也算得上一个体系的话，并没有得到后人完整的继承和传播。但是，他在思维后面发现了欲望和本能，打破了两百年来唯理论的独断局面，在哲学史上毕竟是不可抹煞的。他的一些具体见解特别在文学艺术和心理学等方面，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并被后人陆续开辟出一些曲径通幽的新领域，如尼采、赫贝尔、弗洛伊德、瓦格纳、托马斯·曼、黑塞等人在这方面有着各不相同的成就。本书只是叔本华的《附录与补遗》这部名著的一个选本，其中一些基本观点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已有更周密的阐述，这里不过管中窥豹，仅见一斑而已。译者首先认为，今天的中国读者对于悲观主义哲学一般不会有很大兴味，对它的批判也未必有多少现实意义，因此纯哲学的专题论文这里一篇也没有收入；如目次所示，选择的只是关于治学、写作、为人处世的一些充满经验和智慧的文章。在所有德语哲学家中间，据说叔本华的文字最平易，最流畅，最优美，他关于写作的种种见解，（译者特别推荐《论写作与风格》这一篇）例如对简单、明了、朴素的推崇，对“矫揉造作、夸大其词的杂技式文风”的批评，以及对为写而写或为金钱而写的一再告诫，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他发于自我思考（即一般所谓的独立思考）的强调，对所谓“博学”的透视，以及经验与实践对于阅读的先决意义，更是值得重视的。他对于人情世故的分析，尤其是对文坛上一些消极现象的抉摘，虽然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说都已是明日黄花，仍常不免引起我们会心的微笑。叔本华一再引导我们认识艺术的价值，要求把创造美和保存美视作人生最大的和最终的乐趣；这里因此选译一篇他的关于美学的专论，观点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如以蜡像不产生美感，不算艺术品为例，阐释了美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颇值得一读；当然，也有些段落近乎主观臆断，缺乏说服力，如对《神曲》的批评，举例说它的盛誉“被夸大了”，弗朗茨·梅林就认为“并没有说明但丁，倒充分说明了叔本华自己”。《论妇女》这一篇可以说声名狼藉，其偏颇、乖戾、荒谬显而易见，更反证了作者本人性格上的不近情理；其实，叔本华对于妇女的偏见和反感，与其说来自先天的反常性格，不如说是他为了维护他的哲学结构，不得不否定妇女、婚姻、儿童这种不近情理的“意志”使然；不过，对于知人论世的学者，这篇文章仍有其研究价值。《论自杀》也是一篇名作，作者反对把自杀认作“罪行”，可能还与他的父亲自杀（？）有关，须知他也并不主张自杀，由此可以深刻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最后一些比方，譬喻和寓言，文辞隽永，耐人寻味，如豪猪取暖的故事，我们早就熟悉，我们并不熟悉的，将更可能引人入胜。由作者自己选辑、准备传给“后世的同情者们”的几首诗，就诗论诗，难称上乘，却从侧面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愤世嫉俗、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一生，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他的文章及其风格。叔本华的这些非哲学性文论，坊间已有若干译本，似乎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英译本为了照顾本国读者的口味和忌讳，常把原作的锋芒消磨殆尽，有时成段加以删削或颠倒，力图让叔本华仿佛成为一个英国的“绅士”。本集译者不想也不能把这位有棱有角的哲学家变成一个他本人所厌恶的谦谦君子，便只好照原文把他译了出来。得当与否，有待指正，连同这篇不得不写的序文。

绿原

一九九五年七月大暑

北京东郊八里庄

目次

译本序

旧编译本序

自我思考

论写作与风格

论博学与学者

论阅读与书籍

关于美的形而上学与美学

论判断、批评、赞许与荣誉

论天才

论自杀

心理学备考

论教育

论妇女

论噪音

比方，譬喻和寓言

关于文学写作的美学

关于音乐的形而上学

关于艺术的内在本质

关于可笑性原理

论历史

附录

诗若干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