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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艺术:龟兹造像

丝绸之路艺术:龟兹造像

书籍作者:张泽珣 ISBN:9787308222891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连载状态:全集
电子书格式:pdf,txt,epub,mobi,azw3 下载次数:9634
创建日期:2023-05-07 发布日期:2023-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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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龟兹石窟泛指古龟兹地区(即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新和等市县)大小27处佛教石窟遗存的总称,主要分布在龟兹故地的库车市、拜城县、新和县,分布面积达960平方公里。其中拜城县保存较为完整的有3处: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库车县保存较为完整的有5处: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阿艾石窟。新和县保存较为完整的有1处:托呼拉克艾肯石窟等。遗存833个洞窟,近10000平方米壁画和部分精美彩绘泥塑。这9处保存较为完整的石窟寺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是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早的佛教石窟被列入“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龟兹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石窟建筑、壁画和彩塑三者的有机结合上,这主要取决于石窟艺术特有的宗教功能。龟兹石窟的形成与发展成就,来源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
  龟兹石窟按照建筑类型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等,这些由不同类型的洞窟单元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寺院,这种建筑形式是龟兹的**。
作者简介

张泽珣:澳门大学育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北魏造像、道教文化、丝绸之路艺术、大学艺术教育与城市文化发展等。主持澳门文化局资助项目《丝绸之路艺术:龟兹造像》(2020)、《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区传统与变迁研究》(2019-2020)等。《龟兹乐》获第11届中国高校美术作品学年展三等奖(2020)。发表论文有《虚神静思——从文人山水画探讨道教化的传播》《畫像から碑刻まで——北魏道教造像碑の藝術を論ず》等。合著有《丝绸之路艺术:龟兹造像》等。

黄君榑:香港理工大学文学院学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伦敦大学宗教与哲学学院硕士,现于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碑刻、丝绸之路艺术考古、比较宗教、中古时期佛教与道教的关系等。合著有《丝绸之路艺术:龟兹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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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更是连接人类文明的纽带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间亚欧大陆诸多文明区域,特别是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对于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之贡献是非凡的,其中包括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设计、住居方式、商品贸易、民族交流等方面。尤其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所达到的深远程度和佛教艺术所创造出的辉煌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5年)时期得到阿育王的大力支持,发展迅速,并逐步向中亚,西亚和东南亚地区传播。从历史角度来看,佛教之所以能够迅速广泛传播,一是基于贵霜王朝时期完成了佛经从口传到文字记录的一次重大转换;二是亚历山大东征诞生了佛教造像艺术,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有了佛经文本和佛像崇拜,才真正促成了佛教向世界各地的大传播,而正是因为佛教造像艺术的产生,抽象的佛教思想和理论走向了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传播道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传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中原,并非直接通过印度,而是沿丝绸之路经由中亚地区从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绿洲的龟兹和于阗而来。
  龟兹地处中亚腹地,北倚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介于古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与巴米扬之间,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和古丝路文明的重要枢纽,也是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的首站。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龟兹既具有古丝绸之路区域文明的共性,同时又有其自身的文化属性和特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南与精绝,东与且末,西南与扦弥(今于田县),北与乌孙(今伊犁一带),西与姑墨(今阿克苏)接”,地域非常辽阔,包括现在的库车、拜城、新和、沙雅、阿克苏、乌什等县。在历史上曾一度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遗存文物遗址众多,尤以石窟等佛教文化遗存为最。
  关于佛教传人龟兹的时间和早期流行情况,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据文献记载,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龟兹僧侣到内地译经者已不绝于途。如龟兹人白延于曹魏三年(公元258年)到洛阳白马寺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公元4世纪中叶,已有龟兹佛教的直接资料见诸文献,再如《出三藏记集·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载:“拘夷(龟兹)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这里不仅佛寺栉比,僧尼众多,佛教极为兴盛,而且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的王族妇女都来此受戒学法。
  公元5、6世纪,龟兹王国长期处于白姓王族统治之下,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强盛。龟兹佛教在王权的保护与提倡下,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
  总之,随着佛教的发展和东传,伴随而来的石窟寺也沿着丝绸之路在龟兹地区发展和兴盛起来。
  历史客观事实表明,龟兹石窟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始兴于汉代,繁盛于隋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其表现了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是新疆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新疆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内龟兹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过程,也为特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尤其是壁画的独创性和多样性,成为龟兹造像艺术的突出成就之一,具有历史的和审美的突出普遍价值,曾对新疆以东的河西、陇右、中原及中亚佛教石窟艺术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创造了古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发展的历史经典。
  龟兹石窟泛指古龟兹地区(即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新和等市县)大小27处佛教石窟遗存的总称,主要分布在龟兹故地的库车市、拜城县、新和县,分布面积达960平方公里。其中拜城县保存较为完整的有3处: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库车县保存较为完整的有5处: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阿艾石窟。新和县保存较为完整的有1处:托呼拉克艾肯石窟等。遗存833个洞窟,近10000平方米壁画和部分精美彩绘泥塑。这9处保存较为完整的石窟寺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是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被列入“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龟兹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石窟建筑、壁画和彩塑三者的有机结合上,这主要取决于石窟艺术特有的宗教功能。龟兹石窟的形成与发展成就,来源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
  龟兹石窟按照建筑类型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等,这些由不同类型的洞窟单元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寺院,这种建筑形式是龟兹的独创。其中,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龟兹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
  这种洞窟系在石窟中央凿出一方形柱体,象征着佛塔,主体正面开龛,内置佛像。柱体前面的主室空间较大,顶呈纵券式;前面的前室或前廊多已塌毁无存。柱体另外三面也与外墙壁间形成朝供礼佛左旋的行道。该类型石窟源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支提窟”,印度最早的塔庙窟诞生于约公元前2世纪,塔庙窟礼拜的核心为一座佛塔。在马蹄形的塔庙窟中,洞窟后端放置覆钵形佛塔。信徒礼拜时需穿过长长的通道,向左按顺时针方向绕塔巡礼。,龟兹石窟的设计师和工匠们一方面保留其建筑的原有功能特征,即把佛塔作为礼拜的中心;另一方面,又融合龟兹当地砂岩质地的山体结构特点和中亚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及佛像崇拜兴起的现状,在中心柱上开龛,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的双重功能,并使中心塔与窟顶相接,又起到支撑柱作用;同时区分出洞窟前后室,形成了印度所没有的中心柱式石窟,也称“龟兹型窟”。该种形制的石窟东传并显著影响了河西地区的敦煌石窟、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中早期的洞窟形制。
目录
导言:龟兹造像
张泽珣:古代龟兹佛教造像的外来文化影响研究
黄君樽:龟兹石窟造像的宗教意涵及功能
——从克孜尔塑像群窟谈起

图版说明
Ⅰ 克孜尔石窟寺
Ⅱ 库木吐喇石窟寺
Ⅲ 图木舒克佛寺和托库孜萨莱佛寺
Ⅳ 其他

附录
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