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

在19世纪上半叶摄影术诞生早期，中国就已经出现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宫廷画师、博物学家、探险家、商人、随军摄影师、商业摄影师、记者等各色摄影者纷纷进入中国，拍摄了数以万计的作品。1949年到1979年，外国摄影师进入中国拍摄的机会相对稀缺，那时的中国非常渴望与世界进行交流。那段时期中国是摄影的沃土：那些一去不复返的色彩和声音，那些难得一见的面容，那些个性淹没于共性的画面语言，它们是人和社会关系重新结构的珍贵标本。

1979年开始到千禧年，进入中国的摄影师呈现爆炸性的增长。中国有一种魔力，吸引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的摄影师一次又一次地来，一遍又一遍地行走和拍摄。

本书主编团队用了两年的时间，阅览世界知名新闻通讯社、历史影像机构、画廊和藏家、摄影师基金会，观看了数以百万计的照片、底片、印样，我们希望保留多样性，保留开放性，保留建设性，保留善意。将外国摄影师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情感展现出来。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70年，作品中有着海量的细节和时代的印记，历史就藏在这些细节和一个个形象之中。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它们能带给我们一些以前也许知道但并未认真看待的东西。”细节丰富的照片如多年窖藏后启封的佳酿，藏着时间妙不可言的风味。

郑梓煜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博士；极光视觉首席策展人。曾任《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心高级编辑、《视觉周刊》统筹编辑，财新传媒视觉顾问。现从事视觉传播研究、当代摄影研究、策展及艺术批评写作，涉足摄影作为社会记录与摄影作为当代艺术媒介两个维度。

2016—2018年与科林·潘塔尔（Colin Pantall）联合编辑Magnum China（Thames & Hudson出品）。曾策划展览“玛格南手稿：摄影经典的诞生”（深圳）、“逝者如斯：长江三峡、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影像考察”（上海、深圳、广州）、“再影像：光的实验场”（武汉）、“图像之间：绘画与摄影的纠缠”（东莞）、“历史的底稿”（连州）、“后遗症”（大理）、“殊途：从广东出发”（广州）。

曾获评中国十佳图片编辑、广东省年度最佳图片编辑、中国优秀摄影策展人飞马奖提名等。

很多年前，中国看自己是“天朝上国”，

西方看中国是“东亚病夫”；

中国看西方是船坚炮利，

西方看中国是不堪一击。

70年前，中国看西方是资本主义，

西方看中国是红色大地。

30年前，中国看西方是先进科技，

西方看中国是市场潜力。

今天，中国看西方是经济放缓，

西方看中国是土豪大款。

外国摄影师究竟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家？

如何看待70多年来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请来12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理智、客观地，不带有色眼镜地，从影像的角度展示给：1949年开始，我们中国人究竟是以什么样子出现在这些外国摄影师的镜头里。我们哪些面孔和场景可以打动昂贵、稀缺的胶片时代的外国摄影者按下快门。他们的镜头里包含很多东西：有幽默、关切、建议、批评，也有情感、纪念。把他们的作品当成一面镜子吧，看看我们曾经走过的70年。

序言一

70 年的影像细节

李舸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摄影部主任

从1949 年到2020年，70 多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如白驹过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生活其中的人民而言，却如同坐上过山车一般起伏跌宕——巨大的变化涵盖各个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心理状态……这些变化在短短几十年中发生，如同纪录片和电影中的“降格摄影”，如同历史的时光隧道，令全世界的摄影师心向往之。

1949 年之前，中国影像就已经被各国的摄影师、商人、传教士、西洋画师、博物学者、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甚至随军摄影师用银盐记录下来。这些影像成了摄影史的一部分，其实，中国历史影像就是被拍摄的历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到民国建立，摄影术在中国从舶来品转变为本土影像纪实手法的一部分，这也成为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从封闭转向开放的象征。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1938 年2 月16 日至9 月22 日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拍摄的士兵形象登上《生活》（LIEF）杂志封面，立刻就成为中国抗战的经典象征，让世界各国的读者看到了中国的决心，让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这也很可能源自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的《生活》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对于出生地的敬意。

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8 年改革开放，外国记者和摄影师进入中国拍摄的机会相对稀缺，尤其在20 世纪50—70 年代。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虽然阻碍重重，但还是有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日本、新西兰等国的摄影师克服困难，拿到签证，进入中国拍摄。那时的“红色中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古老、灿烂、孤独而又充满未知和诱惑力。

作为中国的近邻，来自日本的摄影师对于中国的报道和摄影作品质量十分优异，他们投入的时间精力也较多——中日两国在很长时间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中国外文局在1953 年就创办了《人民中国》杂志，它是中国唯一在日本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日文版综合性月刊。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中友协的创始人、社会活动家西园寺公一先生给了当时的年轻摄影师久保田博二一个机会和任务：拍摄一本摄影集，作为礼物赠给中国访日代表团。这改变了久保田博二的一生。1979 年，他实现了来中国拍摄的愿望，还受到了“梦幻般”的接待——全程拍摄由新华社负责安排；在广西桂林，甚至动用了军用飞机进行航拍。从4 月1 日，久保田博二抵达桂林开始，他花费了7 年，来中国近50 次，拍摄了超过20 万幅照片，完成了对中国几乎所有省份的报道摄影。他于1985 年出版了当时最出色、最深入的一本记录中国的摄影集——《中国》（China），这部巨著后来被翻译成7 种文字。这些来自中国的作品成就了久保田博二，并促使他加入了玛格南图片社，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日裔玛格南摄影师。

1949—1978 年，各个国家摄影师拍摄的影像，总体上以记录、写实为主要风格，而且内容多选取中国特有的景象和元素，例如房檐土墙、红旗标语、太极拳和武术、自行车、名胜古迹及文物遗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摄影师们对于人的关注方式：拍摄对象的集体活动普遍存在，个人形象多融于环境和集体之中，个性不够突出。这除了与当时摄影语言的发展局限有关，也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相契合。

1978 年之前的中国，其实非常渴望、欢迎与世界进行交流。那段时间的确是摄影的黄金期——那时有一去不复返的色彩和声音，有难得一见的美学构成元素，有人和社会关系重新解构的珍贵标本。

当改革开放终于到来，人类的本能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逐渐回归，社会经济运行逐渐步入正轨时，人们除了反省和深思，又不得不面对未知的未来。过去，人们的生老病死、饮食起居、价值认定等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只需照做，必须照做。突然间，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划人生，掌握命运。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必然是诗意和迷茫并存。所以，20 世纪70 年代末到90 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少有的桃花源一般的静好岁月。这一点，不仅中国人自己这样感觉，很多来中国拍摄的外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触。

美联社的摄影师刘香成曾这样叙述：“1976 年到1983 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气息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代……”

自1979 年开始，进入中国的摄影师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他们来中国的缘由和目的不尽相同，其中走马观花者有之，带着有色眼镜观察，到处印证那些不切实际观点的摄影师有之，但也有脚踏实地的摄影师。对于一个国家的拍摄从来没有捷径，照片的数量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和所走的路成正比。阎雷（Yann Layma）在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说：“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未知数……我所依赖的是时间，是努力，是旅行，是一遍又一遍地去看，去发现更多，同时抓住一切机会按下我的快门。”中国和中国人，自有一种魔力，吸引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的摄影师一次又一次地来，一遍又一遍地行走和拍摄。

近20 年，外国摄影师对于中国的拍摄从题材的选取到摄影语言的运用，和早些时候相比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新闻和报道摄影本身有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生活和西方世界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当然，关键因素还是中国自己的巨大改变——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带动社会生活、价值体系等各个方面不停涌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经济性迁徙达到峰值，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纷纷上马，普通人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价值观和审美日益多元化。

网络时代来临，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通信、电商、物流、制造、互联网、金融等各个行业无一不被改造和重构。外国摄影师的拍摄题材，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转变和环境改变上。

从摄影语言上也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完全脱离了20 世纪的报道风格，手法日趋冷静，视角保持客观，可以看出现代艺术作用于摄影之中的痕迹。例如爱德华·伯汀斯基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的巨大工程、工矿景观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迈克尔·沃夫（Michael Wolf）拍摄的密密麻麻的住宅楼……所有这些影像，都是这个飞速发展变化的国家珍贵的史料，记录了我们的所得所失，记录了我们的收获和付出的代价。这本摄影集的每幅照片都带着无数的历史细节，客观冷静地叙述我们走过的这70 年，等待读者发掘和重新关注。所有这些影像不可逆转，不可重来，越发珍贵。

序言二

让“看见”再次被看见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梓煜和他的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检索了上百万张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图片，搜寻了一批又一批因各种目的而进入中国进行拍摄的西方传教士、职业摄影师和学者的视觉档案，上起1844 年，下讫2019 年，而把重点放在1949 年以来的70 年，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辑成眼前的摄影集，试图还原一部中国的视觉断代史，用以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要知道，就百年世界史来说，中国的变化可能是其中最为伟大的事件之一。

很多时候，历史的巧合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839 年是摄影术发明元年，而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列强通过炮舰敲开这个古国的大门。其中的苦难、挫折与反复，包括屈辱和失败，被反复书写、铭记。数代人的艰苦奋斗迎来了1949 年的转折，也奠定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历史基础。

摄影术的发明在人类视觉史上是一个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重大事件。以摄影术的出现为标志，人类观看的历史划分成两个时代，之前或可被称为“前影像”时代，之后则是“影像”时代。摄影术出现以前，人类所有的视觉产品，从举世无双的艺术经典到普通生活中的日常器具，全部基于不同传统与不同需要而由人工精心制作，其中所彰显的是不同时代不同的美学标准与审美趣味。摄影术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人类第一次因摄影而获得了一种有效地复制与生产图像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摄影术提供了现场观看的可能性，让肉眼观看，并使这一存留在视网膜与大脑相关区域的瞬间表象得以外移，转化为物理性的恒久存在，也就是照片。这说明，没有摄影术，“眼见为实”只能是一种想象、一种猜测、一种经验。从这一点看，摄影就是观看，观看就是摄影，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当然，经过一百多年来人类复杂多样的摄影实践，今天我们已经对摄影这一视觉手段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明确地意识到，摄影的观看依然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真正的实物照搬。也就是说，所谓“纪实”，只是相对于“前影像”时代的一种定义，不足以概括摄影本身的全部意义。用摄影构建的历史显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摄影是现场的观看；另一方面，摄影是对观看的一种选择。摄影双重性的直接结果是，同一张照片之中，我们同时看到 “他者”与“在场”的并置。如果把不同时期的照片做一个历史性比较，我们甚至会看到这样一种演变：因时间节点的不同，因个体摄影师的不同，观看如何从“他者”的“现场”转移到了“我”的“现场”，观看如何从“猎奇”转移到“平实”，从而定义了观看的历史价值。

总体来说，摄影术让我们看见了稍纵即逝的偶然，看见了曾经视而不见的存在，看见了时间打磨过后历史的质感。也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被看见的中国，它由无数时间切片组成，汇集在这里，让“看见”再次被看见！于是，看见成为经典，成为对象，成为历史！

序言一 70 年的影像细节 李 舸

序言二 让“看见”再次被看见 杨小彦

镜像中国：我们如何被异邦所“看见” 郑梓煜

神秘国度与好奇之眼 1949—1978

春江水暖与敏锐之眼 1978—1992

改革历程与见证之眼 1992—2008

极速时代与凝视之眼 2008—2019

编后记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