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考古

本书是中国考古学六讲之一，刘绪先生所著，主要讲述夏商周的考古发现，陶器、青铜器的生产制造等等。

全书分六个章节，从考古学角度探究夏商周的文明发展情况，诸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与夏朝的关系，郑州二里岗文化与商朝的关系，西周疆域的四至与墓葬、青铜器的分布范围，陶窑结构与陶窑烧制技术的演变，青铜器式样的变化，殉狗和棺下腰坑的习俗，等等。本书也有助于非考古学专业的人士了解夏商周文明的演进，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刘绪， 1949年2月出生，1983年始任教于北大考古专业，曾任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党支部书记，已退休。刘绪先生长期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和田野考古，参与和承担过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要课题。著有《晋文化》等书。

本书是中国考古学六讲之一，刘绪先生所著，主要讲述夏商周的考古发现，陶器、青铜器的生产制造等等。

序2018年9月30日，我和黄桂田校长一起来到山西大学工作。傍晚我们在校园散步，直觉这所百年老校的学术气息不浓，因为看到的布告栏上基本上贴满了报考研究生和公务员辅导班的信息，既说明学生们的好学求进，也说明学校难以留住优质的本科生生源。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其实谁都知道大师对于一所大学意味着什么。大师代表着学校整体的学术水平，大师代表着学生培养的雄厚基础。但是大师何来？经费和空间固然是需要的，但不是首要的。一所大师云集的大学，一定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具有精神的感召力。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现在中国的大学普遍缺少一种精气神。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民族危亡之际，西南联大的教授甚至要摆摊补充生计，这所最穷的大学却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难以企及的珠穆朗玛峰。现在的大学为了招揽人才，纷纷竞出高价，给出优渥的待遇，这样的状况发展下去，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势必越来越落后。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所在。我理解的大学，首重其精神。

山西大学创办于1902年，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但是，现在的山西大学既不是985、211，也还正在利用部省合建的契机，全力争取成为双一流高校。面对山西大学的现状怎么办？穷应思变，变是要从点点滴滴做起的。

学校教育重在学生培养。如何能够让山西大学的学生得到优质的学术资源，有机会学习到高水平的课程？现有的课程设置不能够轻易变动，于是我想到了利用讲座的形式丰富同学们的学习内容。现在的学术讲座很多，不过成系统的讲座少。提到考古学的系统讲座，自然会想起1984年秋张光直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所做的九次演讲。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与西方学科交往基本隔绝，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在考古理论和技术上都有许多变化，因此，张光直先生的讲座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结集出版的《考古学专题六讲》随之风靡全国，成为当时国内最为流行的考古学读物，至今也不断再版。这本书张光直先生称其为“一篮子大杂拌”，组成杂拌的各种原料，其实都是张光直先生对相关问题的系统思考，可以说是他对中国考古学的总体认识。我想对于山西大学的本科生来说，不仅仅是听一些讲座，见一些考古学界的名人，学生们更需要有相关学科的系统知识，于是就有了山西大学中国考古学六讲的计划。我设想的这个系列讲座，至少要在时间上涵盖从旧石器时代到宋辽金元明清，也就是通常说的考古学的几大段，有可能再进行青铜、陶瓷、玉器、科技考古等专题讲座。在内容上，通过六讲把前沿的研究、系统的知识传授给山西大学的师生。

山西大学的考古专业创办于1978年。但是，山西大学的考古课程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设。1952年，为适应新中国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山西大学历史系派康秋泉先生前去学习，康先生在结业后担任全系的“考古学通论”课程教学，并在教学之余为系里征集了不少文物，为以后的文物陈列室奠定了基础。1978年山西大学考古专业开始招生的时候，李壮伟、傅淑敏、王鸿玲、康秋泉、李裕民诸先生均在北大学习过，可以说山西大学的考古专业从创办之初，就与北京大学有不解之缘。我希望通过六讲系列能够让山西大学的学子接触到考古学界各方面的优秀学者，但是，万事开头难。我是在部省合建山西大学的大背景下来到山西工作的，所以延请授课老师，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学，并且很快确定了请刘绪教授来讲第一讲。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刘绪：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第一好人’”。刘绪老师是山西人，1983年就任教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长期在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从事田野发掘，与山西有很深的情缘。由他来讲第一讲是不二的人选。我在调回北大工作的时候，他还担任学院的党委书记，我当院长之后，面临着许多困难，因此很希望刘绪老师能够退而不休，我对刘绪老师说，您是定海神针，有您在，我就不怕。刘绪老师也真是退而不休，承担起整理苏秉琦先生日记等繁重的工作，每次看见他瘦削的身影，我都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精神的魅力。

于是有了这个系列的讲座，有了这个书系。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在资金和出版上给予的支持，相信在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努力之下，山西大学的考古专业一定能够有光明的前景。

后69记

2019年初，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先生来电，说他计划邀请一些学者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设中国考古学专题系列讲座，并集结出版。每个专题讲六次，希望我讲“夏商周考古”专题。由于杭先生不久前还是我们学院的院长，刚任山大副校长不久，对他的工作应该给予支持。加之我又是山西人，而且还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过五年，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夏商周考古的内容很多，讲什么，怎么讲？虽然没有特别要求，以前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过不少这方面的课，但概括为六次来讲未曾有过，还是琢磨了一番。

首先是讲什么。我觉得六次的内容应该尽量全面一点，即夏商周考古的主要方面都有所涉及，以名实相符，于是设计了本书的六个专题。至于怎么讲，因面对的是本科生与研究生，具体内容既要考虑到基础性，又要考虑到研究深度。初心如此，不知是否达到了目的。

依杭校长安排，讲课时间定在2019年上半年放暑假之前。时间很紧，重新备课不太可能，只好把自己现成的东西予以调整、补充和加工。所谓现成的东西，主要包括近年发表的论文和没有发表的讲稿，尽量联系田野考古新成果和当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本人生性保守，凡讲课必须备有讲稿，这样心里才比较踏实。但在现场讲课时，又有一个习惯，也是毛病吧，即往往不怎么看讲稿，这就难免跑题，讲稿上有的没有提到，讲稿上没有的啰嗦了不少。本次汇集出版，是以讲稿为准，并稍作修改。好在我讲稿的内容都比较多，可以弥补讲课之不足。

下面把六讲未及内容及存在问题等略作补充说明。

第一讲是夏与夏文化探讨。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学术课题，也是国内近年再度发热的课题。因为传统，所以前半部讲基础性内容，如文献与文字材料对夏的记载，前人对夏与夏文化探讨的历程与结论等。近年再度热起来，是因国内学者引进了西方学者长期以来的看法，即否定夏王朝的存在及夏文化的探讨。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参与，细数这些参与的学者，有研究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有研究世界史的，有从事理论研究的，还有文物考古爱好者，即多不是研究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的学者。所以，看似热起来了，但都是虚火，且范围有限，因为真正从事夏与夏文化研究的学者发声很少，原因是缺少讨论的基础—没有能够自证是夏的夏代文字发现。本讲的后半部分涉及到这个问题，算是正面回应，主要观点曾发表在《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上。

第二讲是关于商文化的纵横考察。纵，是指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它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夏商周三代，商代积年最长，考古工作开展最早，其考古学文化分期也最成熟，但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成熟也是相对而言的，存在小的分歧难免。这部分梳理了商文化分期研究的发展过程与主要看法，有点学术史的味道，可作为初步接触商文化研究者参考。横，是指商文化各阶段的分布。这部分是由我和我的学生曹斌博士发表的论文整合而成，内中有一问题需要说明，即对商文化各阶段分布范围的周边界定存在一定局限性，这与现有资料不足或信息不全有关，因此，界定是初步的。

第三讲是对周代墓地族系的研究。本讲题目有点大，所谓周代，实际仅限于西周；涉及的墓葬主要限于贵族墓。所论问题也不新鲜，甚至不全面，仅仅是利用新的材料（特别是具有自证族属的文字材料）做了点稍微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以往学者的观点予以补充。结论是明确的，但心里也有不踏实的地方，寄希望于今后的考古工作。一是本讲结语最后提到的一点：目前发现的先周墓葬虽然不少，但缺少贵族墓葬，拿平民墓与贵族墓相比，标准不一，结论自然勉强，此实属无奈之举。只有用先周贵族墓与商系贵族墓比较才可得出更合理的结论。因此，希望考古工作者尽快发现先周贵族墓地。二是本讲还提到姜姓齐墓的葬俗（与田齐有别），依现有资料，认为其与姬姓墓相同，同为西土之俗。但现有可以明确为姜姓的贵族墓太少，而且文献记载齐封东方之后，治国策略之一是“简其君臣，礼从其俗”，是否在葬俗方面实行了？还有的文献说太公本为东海之人，如此，则与西土之俗就会有所不同。总之，这也需要今后的考古发现补充证实，是一个需要继续关注的学术课题。

第四讲是运用考古材料复原西周王朝的统治疆域。这个问题在其他场合也讲过，并发表。所得结论自以为贴近实际，不过也有不理想的地方需要以后补充完善。比如，周王朝西土疆至的推断，除李崖墓葬可以早到西周早期外，其他多偏晚，而且缺少西周时期的文字材料。再如东土与南土之间的东南地区，即江淮一带，文献提到太伯哥俩奔吴与这一带有关，由陶器来看，周文化在西周早期确实波及到这里，但西周早期的文字材料，主要是宜侯夨簋，证据比较单薄。还有太行山以西的北境，除天马—曲村遗址可以肯定，其北面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可早到西周早期，该遗址是否为此时杨国？也缺少文字材料的支持。其实，再往北是霍州，进入太岳山内，依文献记载，霍叔与厉王所奔之彘都与这里有关。本人曾随同山西所陶正刚先生调查过几处遗址，确属西周时期，陶器特征与天马—曲村遗址所见相同，可惜一直没有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凡此种种，都与本课题有关，急待补充完善。

第五讲是关于夏商周三代制陶业的若干问题。十多年前，宿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史》项目启动，具体由徐苹芳和张忠培二位先生组织实施，命我承担夏商周部分。都是前辈、老师，不敢推辞和懈怠，我遂接受了这一任务并按时完成。本讲内容是其中一部分，可谓节选。严格来说，我不应该先期予以发表，可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本项目的全部完成与正式出版似遥遥无期。好在我没有全部发表，先生们若有知，我想也会原谅的。

为什么把夏商周制陶业作为六讲之一，估计大家都能理解。因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对陶器不熟悉，所有研究都不完整，也很难深入，凡从事这两个时期的考古学者都有深刻体会，无需赘述。

最后一讲是关于青铜器铸造业的发生与发展。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学术界，一度曾把夏商周考古称之为“青铜时代考古”，中国青铜时代几乎是夏商周三代的代名词，所以讲夏商周考古而不讲青铜器显然是不合适的。因青铜器的内容实在太多，以往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短时间没法细讲，一讲的时间只能讲些宏观的，高度概括的内容，于是我便直接以李伯谦师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的序言为基干，稍作补充而成本讲。前面讲发生，是当前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后面讲发展，是从时间早晚的变化，并结合地域分布之特征的视角观察。结论是本讲最后一句话：“从夏到东周，青铜器越来越丰富多彩，地域上呈滚动状由中原向四周不断扩大，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完整画面。”可见，青铜器铸造作为当时社会需求的高科技，不受文化与地域的阻隔，可以向各地传播。

本讲也有问题需要注意，即上述结论的得出，主要依靠青铜器在各地的发现，而各地发现的青铜器，未必全部属于本地铸造，在研究时必须予以考量和分辨。

六次讲座于2019年5月上、中旬进行，之后便忙于其他事情，9月下旬突然发病住院。11月末，杭校长来电告知，专题讲座准备正式出版，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可以把我的讲座录音整理出来，我过目一下即可，或者以我的讲稿为准，也可以。我主张后者。同时，杭校长还告诉我，山西大学专门安排陈小三老师负责我这个专题的后续所有工作，包括文稿的编辑、审定以及插图和照片的选取等等。

虽然有文字讲稿，但毕竟是上课应急之作，距离出版要求尚有较大距离，需要认真修改和补充。可自己的状态实在难以如愿，连核对资料的条件和能力都没有，无奈之下，就把一个勉强稍加修改，但又残缺不全的文稿陆续发给了小三老师，请他核对部分正文引用资料和全部注释，补充文字缺失，对文稿审查把关。经过他的初审加工、纠错补正之后，小三老师又让他的研究生沈磊、田慧、靳健再审并校对。之后他又把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和第五讲分别发给常怀颖、郜向平、冯峰、田伟四位先生，由他们三审。至于插图和照片的选取与编排，则全部由陈小三老师完成。2020年5月，我对小三老师陆续发来的经他最后审定、编妥的文稿又过目一遍，发现不仅选取的照片和线图数量多而且精美，在文字方面也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增加了不少注释。可知小三老师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下了很大功夫，付出了无限辛劳。本人为学，很少劳驾他人，没想到这次给小三老师添加了这么多的负担，深感过意不去。因此，这里首先要对小三老师致以真诚的感谢！此外，上述参加再审和三审的诸位先生也不同程度的给予了帮助，在此亦深表感谢！

在文稿修改期间，因无法查阅资料，只能用电话或微信在多方面请教有关专家与我的学生，他们是李水城先生、王辉先生、张崇宁先生、田建文先生和张天宇、田伟、常怀颖、郭明、冯峰、赵昊、郜向平诸位，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帮助！

因本人精力不济，对文稿的最后审阅尚欠细心和认真，若书中有错，理应由我承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2020年5月28日于畅春园

目 录

第一讲 夏与夏文化讨 ……………………………………………… 1

第二讲 商文化的纵横考察…………………………………………… 39

第三讲 周代墓地族系析 …………………………………………… 73

第四讲 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 111

第五讲 漫谈夏商周制陶业…………………………………………… 139

第六讲 中国青铜铸造业的发生与发展……………………………… 201

插图名称及来源…………………………………………………………237

后69记 ………………………………………………………………… 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