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性的议题 “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按现有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地讲,“中国礼仪之争”只是指18世纪初年康熙时期的那场论战。论战分成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另一方是在罗马的天主教教宗。但是广义地说,这场论战其实缘起于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始人中国之时。不但开始得早,而且结束得迟,一直迁延到1939年。这一年,罗马天主教宣布废除以往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允许中国天主教徒进行祭祀祖先和孔子的仪式。如此算来,“中国礼仪之争”在中西宗教和思想史上历经了三百多年。 在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接触的历史上,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和研究一直处于十分显眼的位置。“中国礼仪之争”和后来历史上发生的其他“文化冲突”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争议初期,它没有夹杂利益纠纷。学者们一般也把“中国礼仪之争”称作“教案”。①但是,应该加以区别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所有“教案”,都夹杂着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的冲突。“教案”中所谓的宗教问题,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而更主要是社会性的。然而在“中国礼仪之争”开始时,中西双方都只是为了维护宗教信念上和文化上的纯洁性,主要目的是纯粹观念性的。这个区别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为了保住中国天主教的地盘,罗马教廷很犹豫地坚持其批评中国文化的己见。同样,康熙皇帝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分寸地驱逐传教士。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人仍然固执于自身的理念,而中国人亦固守其文化自大的精神传统。他们都看重思想上的差异。因此说,“中国礼仪之争”在开始时是一场观念之争,是从中世纪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过程中那种比较纯粹的文化冲突。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礼仪之争”在中国、在西方都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中国礼仪之争”超越了教会内部的争论,扩大到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界,成为18世纪以来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可以说它是中外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中西文化大讨论”。 当时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圣西门蒙(de Saint-Simon),在他1700年的《论文集》中说:“中国有关信仰孔夫子和祖先的礼仪之争开始大肆渲染起来了。耶稣教会允许新人教者这样做,而外国教会又禁止他们这样做。这一争论对整个历史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同年,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在《历史评论辞典》中说:“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响彻整个欧洲。他们在罗马互相指责,世界红衣主教会议、巴黎大学、国王、作家等都在这一问题上轰动起来了。” 争论从宗教界扩大到思想文化界。后来的思想家.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又译莱布尼茨)、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 1754)、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等,都热心关注这场争论,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