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司徒与早期文明

夏商周早期文明庚续千年、博大精深，奠定了五千多年绵延不断、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史基础。周代上承夏、商，下启秦、汉，是早期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尤为重要。周代创立的典章制度影响深远，也包括周代的官制。周代官制既是对夏商官制的继承，也为后世官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司徒是周代重要职官之一。《周代司徒与早期文明（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围绕周代司徒展开全面深入研究。在周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礼乐文化生活中，司徒之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代司徒职责繁多，级别和地位也有差异，很好复杂。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司徒的渊源和舜、契担任司徒的传说；归纳了周代司徒的类别，多方面、多层次地分析了周代司徒的职掌；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了周代司徒的地位演变；论述了司徒与周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包括司徒与西周分封、籍田、王室经济、军队的关系；概括了春秋战国司徒的一般情况，并以鲁国大司徒作为典型进行了具体分析；考证了《周礼·地官》中关于司徒记载的可靠程度以及相关的管民和教化思想。
　　《周代司徒与早期文明（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齐鲁文化传承与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竹简与大小戴《礼记》综合整理研究”、 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阶段性成果。

张磊，1979年生，山东济宁梁山人。2001年本科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1年9月-2004年6月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杨朝明教授；2004年9月-2007年6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晁福林教授。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史、儒学史、礼学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竹简与大小戴《礼记》综合整理研究”（18BZS028）、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出土文献与《大戴礼记》研究”（14CZXJ16）等；参与完成多项国家、省部级重要课题。在《光明日报》《史林》《古代文明》等重要报纸和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撰写和参撰重要学术著作多部。
　　一、主要著作
　　《儒家文献研究》（参著），齐鲁书社，2004年。
　　《有关孔子与的101个趣味问题》（参著），中华书局，2008年。
　　《新出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参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孔子家语通解》（参著），齐鲁书社，2009年。
　　《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
　　二、主要论文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
　　《周代司徒述论》，《聊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循循善诱话盘庚》，《光明日报》2007年1月19日第9版。
　　《源流与“曾子十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
　　《篇研究》（合著），《东岳论丛》2009年第4期。
　　《与周代司徒军事职掌新论》，《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2期。
　　《“司土（徒）”职掌研究》，《齐鲁学刊》2011年第5期。
　　《西周司徒与王室经济——以司徒对山林泽牧的管理为例》，《史林》2012年第5期。
　　《大禹治水地域范围新论——以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为参照》，《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
　　《“司徒”析论》，《东岳论丛》2018年第3期。
　　《司徒与春秋战国社会变动考论——以鲁国大司徒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司徒与西周中后期社会变动探析》，《东岳论丛》2021年第4期。

自西周初年的分封之后，鲁国文化发展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孔墨显学”，继之而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齐国文化发展到战国时期，而有稷下学宫，诸子云集，百家争鸣，学派大盛。齐文化与鲁文化因此而为世人所敬仰。
　　秦国东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过程中，齐文化中的法家思想、阴阳五行观念、神仙方士之术，都发挥过重大作用。继秦之后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代，已是国力大增，疆土大扩，经济大盛。为适应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著《春秋繁露》，以鲁文化中的儒学为核心，又广泛吸收百家思想之优点，尤其是融汇齐文化中的天人感应论、三统说、灾异说、阴阳五行说等内容。汉武帝及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司马迁又在《史记》里做了全面阐述，儒家学派因此由“子学”而上升为“国学”。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消灭百家，而是以儒家为核心吸纳转化百家之精华，熔铸齐学之优长。因此，汉代的“儒术”，已非先秦鲁国文化中的纯儒学，而是融合了百家思想的“大儒学”了；汉代的“百家”，也非先秦单纯的各学派，而是经过儒学的同化创新的“新儒术”了。于是，先秦的“齐文化”“鲁文化”经过秦、汉两次政治的大一统而转化融合为“齐鲁文化”了。从此以后，齐鲁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成熟文明发展道路上，与时俱进，转化创新，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本来都是独立发展、相互影响的。但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在各区域文化中，齐鲁文化始终体现出其独特的优越性。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一直将有区别的“齐文化”“鲁文化”与融合后的“齐鲁文化”及其深远的影响价值，作为研究的重点，并已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如果我们的研究就此止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齐鲁文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做深入探讨。
　　例一，齐文化与鲁文化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色？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明这种不同，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仅此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西周以后的齐文化与鲁文化都是以泰沂山脉为生活背景的东夷文化为共同源头，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政治文化制度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造成这种同源而异流的原因。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也就进一步找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分流八百年之后，从战国后期开始至秦汉时期又合流为“齐鲁文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而讲清楚了为什么齐鲁文化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兹事体大，又涉及众多的专题.诸如环境变迁、黄河改道、夷夏东西、“禅让”、“世袭”、东夷文化与三代礼制、分封制与宗法制等，均需要做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
　　这既是一个中华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建构“三大体系”、坚持“两个相结合”的时代课题。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共克时艰。
　　例二，当我们解决了上述重大学术问题之后，便可接着攻克第二个重大学术课题，即在世界文明史背景下进行中外古典学的比较。法国著名古典学家让一皮埃尔·韦尔南指出：“扎伊柴夫继雅斯贝尔斯之后也注意到，公元前7-2世纪之间，在中国、印度、伊朗、犹地亚、希腊等相距如此遥远的文明中，传统的宗教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儒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先知教以及希腊人对真理的哲学探索。但这样的比较同时也揭示了希腊的独特性。希腊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韦尔南从迈锡尼王权与希腊城邦之间的断裂关系中，揭示了希腊古典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学、鲁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与韦尔南所举例的希腊、印度、伊朗、犹地亚的古典学相比较，也有相当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首先需要我们从中国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到虞夏商周发展的连续性与变通性，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发展的总体连续性与区域多样性等角度，去寻找线索。其次，还需要我们在希腊、印度、伊朗、犹地亚等古典学产生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做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古典学内涵的丰富性、特色的民族性、影响的深远性，进而建立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是山东省属高校中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是该基地的工作重点。2016年，我受山东师范大学的委托，为基地的发展草拟了一个以“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为目标的长远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幸能得到教育部社科司领导的肯定与全国学界同行的鼓励。为了能将这个规划的阶段性成果及时与学界交流，我们特设立了这套“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不定期出版。
　　当今中国正处于五千多年农耕文明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并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变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表明，因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大变革，最终必将迎来思想文化的大繁荣。春秋战国时代，因铁器代替青铜器而引起了由血缘变地缘为特征的社会大变革，最终迎来了中国古典学的诞生。当今中国因科学技术而引起的社会大变革必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繁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