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争（第二卷）

英格兰人试图肢解欧洲大陆.强国家的尝试，漫长而充满暴力，造就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篇章。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乔纳森·萨姆欣百年战争系列详细解读这段关乎英法两国国运的历史。《烈火的审判》以生存为主题，时间跨度从1347年到1369年，其中既有如普瓦捷之战和纳赫拉之战这样恢宏的战争场面，也有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外交事务的关注，呈现出迁延日久的战争和政治经济危机对国家机器和城乡社会的严峻考验，而这种考验永久地改变了王权体制下的央地关系以及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也推动了英法新一轮的政治整合。

[英]乔纳森·萨姆欣(Jonathan Sumption)，曾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任教，其巨著百年战争系列，时至今日已有《战争的试炼》《烈火的审判》《分裂的王朝》《被诅咒的国王》四部作品问世，分别出版于1990年、1999年、2009年和2015年。他的作品还包括《朝圣者》（1975年）、《阿尔比十字军》（1978年）、《爱德华三世》（2016年）、《国家的审判》（2019年）和《危机时期的法律》（2021年）等。2009年，他的《分裂的王朝》荣获沃尔夫森历史奖。乔纳森·萨姆欣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在离开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后，他投身法律事业，于1970年代加入伦敦内殿律师学院；1986年，38岁的他受命成为女王御用大律师；1990年代初，又升任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助理法官。2012年，萨姆欣被擢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与11名同僚一起运作整个联合王国的法律体系。
李达，毕业于浙江大学，中世纪军事历史爱好者，关注方向为中世纪军事史、拜占庭帝国制度史、中世纪东地中海-黑海交流史等，译有“拜占庭三部曲”（《拜占庭的新生》《拜占庭的巅峰》《拜占庭的衰亡》）等。
王宸，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任职于博物馆，专业方向为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热爱各种边缘人边缘事的历史，参与翻译《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企鹅欧洲史·追逐荣耀》《现代医学小史》《致命敌人》《巴黎陷落》等。
傅翀，先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关注方向包括希腊史、中世纪欧洲史与风帆海战史，参与翻译《杀戮与文化》《百年战争（第一卷）》《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等

前言

在大多数时期，战争都是人类生活中最主要的集体性事业。是战争，赋予人类社会以身份认同；是战争，塑造了政府机构体系，并对其坚实程度进行终极测试。本卷讲述了法兰西王国内部迁延日久的危机：这个完全由战争孕育而出的国家拥有欧洲中世纪晚期最富裕的经济与最发达的社会，却又几乎毁于14世纪50年代的战争之中。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持续不断的外敌压力、构建防御所导致的财政与经济问题，以及未曾预料的惨败所带来的冲击，将法国推向了亡国边缘，并摧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本已司空见惯的社会纽带。就像1792年和1870年法国人两度经历过的类似危机一样，上述一系列事件与法国内部野蛮而残酷的冲突同时发生：在代议机构的集会上爆发了恶毒的争吵；巴黎迎来了一场失败的革命；而在北方，农民团体也发起了一次暴动，最终遭到镇压。
尽管如此，本卷的主题并非毁灭，而是生存。在面对灾祸时，稳定的人类群落拥有令人惊异的韧性。法兰西的城市和乡村都生存了下来，尽管在战火中遭受损毁、陷于穷困，但上述地区却依然保持完好，并在接下来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弥合了爱德华三世所造成的大部分创伤。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并不对称，不过，尽管法兰西是失败的一方，英格兰也并没有取得胜利。他们获得的只是一份短暂而谄媚的和平提案，它仅仅在14世纪60年代维持了几年。这场胜利并非来自军事方面的施压，而是源于俘获法王让二世的这一偶然事件。由此，让二世不得不将英格兰人的条件强加到他的臣属身上。英格兰人和加斯科涅人在法兰西的土地上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也只征服了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领土。这些军队如同巨浪一般漫过法兰西的土地，然后便逐渐消退下去。入侵者们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他们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进行管理、整顿经济，故而无法进行彻底的占领。只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警察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即便它们实施的占领和统治也无法维持太久。
那些经历过上述事件的人写下了最为生动的叙述，这些记载得以从中世纪流传至今。当编年史传统逐渐远离英格兰时，法国人却将之发扬光大了。皮埃尔·德奥热蒙（Pierre d'Orgement，或者其他任何续写《法国大编年史》的作者）曾经作为王太子的随从经历了艾田·马赛（tienne Marcel，又作艾蒂安·马塞尔）掀起的巴黎革命，并以简洁、冷静而到位的笔触描述了事件经过。韦内特的让（Jean de Venette）作为城中的居民，同样目睹了这一事件。卡斯蒂利亚的编年史家阿亚拉（Ayala）曾先后为争夺本国王位的敌对两方效力，还曾在灾难性的纳赫拉（Nájera，又作纳胡拉）之战中指挥过一支分队。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编年史作者赫顿的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of Heton）也曾在苏格兰参战，诗人乔叟（Chaucer）则曾在法兰西参战。
不过，无论上述作品具有怎样的文学价值，我们在将它们作为史料看待时应当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一如阅读媒体对于现代战争的报道。正如长期在法庭上工作的人所深知的那样，即便目击者的叙述也可能出现严重的偏差。倘若像某些19世纪的历史学家那样，根据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优雅却混乱而有失准确的记载来勾画14世纪的历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无疑将是荒诞不经的；有人甚至还会引用莎士比亚或多尼泽蒂（Donizetti）作品中对历史的描写。至于本书，则大体基于有据可查的资料（无论刊印与否），无论是印刷本还是手抄本都是如此，其来源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兰西，以及教廷与西班牙诸王国。在描述那段可怕的岁月时，上述资料中部分内容的戏剧化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最为生动的编年史著作。例如，法国中书法院的记录便描述了普通法国人向王国公权力机关坦白罪行以求宽恕的行为，由此提供给读者们一个全新的微观视角：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舞台上那些次要角色和受害者的眼睛，观察这场战争。
基于上述情况，并综合了各方面的考量之后，我在1990年出版的本书第一卷的前言中提出的撰写这部历史的原则，在今天仍不做改变。

乔纳森·菲利普·查德威克·萨姆欣
于格林尼治
199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