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萎缩的大脑
在过去的两万年间,人类大脑已经缩小了,缩小的尺寸和网球差不多。1在测量史前祖先的化石头骨时,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这一现象,他们还发现人类史前祖先的大脑体积比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大。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因为在我们进化的大多数阶段中,人类的大脑都曾变得越来越大。2大脑正在缩小,这一发现与“日益发展的科学、教育和技术会导致人类大脑变大”的假设相悖。我们一直认为,聪明的科学家头颅硕大、超智慧的外星人有着球根状的头颅,这些文化刻板印象是与智慧生物拥有一颗大脑袋的观点相匹配的。
人们通常不会把小脑袋与动物王国中的高智商物种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形容别人“长着鸟脑袋”(bird-brained)是一种侮辱(尽管实际上并非所有鸟类的脑袋都小)。脑袋大的动物更加灵活,更善于解决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长有异常硕大的脑袋——鉴于躯干的平均尺寸,人类的脑袋比应有的尺寸大了7倍。有人发现人类大脑在最近的进化过程中正在逐渐变小,这与我们的普遍看法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认为大脑袋等于高智力,还认为我们现代人比史前祖先更聪明。毕竟,现代生活的复杂程度表明,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以便应对这种复杂化的趋势。
为什么人类的大脑正在持续缩小?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是这一现象的确引发了一连串发人深省的疑问,即大脑、行为和智力之间有什么联系。首先,我们对人类智力的演化过程做出了很多毫无根据的假设。我们推断,与现代人相比,石器时代的人类祖先必定是落后的,因为以现代标准来看,他们发明的技术看上去如此原始。但是,倘若人类的原智力在过去两万年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倘若原始人与现代人一样聪明,只是原始人无法享受千百代人所积累的知识,倘若这才是真实情况呢?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生来就比两万年前的人聪明得多。或许我们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对周围的世界有着更深入的了解,但是,这些知识是由前人的经历中获取的,而非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
其次,大脑体积关乎智力,这个过于简单的观点有些幼稚,原因有很多。关键不在于大脑的尺寸,而在于如何用脑。有些人的脑组织天生就小,还有一些人因疾病或外科手术,脑袋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大小,但他们的思维与行为仍然可以保持正常的智力水平,因为他们能够高效地使用剩余的脑组织。此外,起关键作用的是大脑内部的连接结构,而非尺寸。从化石记录中得出的脑容量数据并不能反映出大脑的内部微结构及其运行情况。因此,依靠脑袋大小来判断一个人的智力是荒唐可笑的,如同将20世纪50年代占据整个房间的原始计算机与如今能轻松装入口袋,却有着更强大计算能力的迷你智能手机进行比较。
除了结构性观点,大脑这样重要的器官,在人类进化的大多数阶段都在变大,为什么却在约两万年前突然开始缩小?有一种与营养摄取相关的理论解释:随着人类从以肉和浆果为食的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转变为靠自然经济和种庄稼过活的农民,一日三餐在这段时期也有所改变,而这种变化或许解释了人类大脑为何会进化成今日的模样。然而,这看上去似乎又不大可能。农业耕作文化近期才传至大洋洲土著居民,可是他们的大脑体积在这段时期内已经开始有所缩小。同样,亚洲在大约1.1万~1.2万年前才出现农业文明,而亚洲人的大脑体积在此之前也已经开始缩小了。
环境科学家们指出,约两万年前,气候曾经变暖,这标志着冰河时代开始终结,我们不再需要硕大的身躯来承载大量的脂肪储备,这或许导致了大脑体积的相应缩小。大脑袋需要很多能量去维持运行,所以身材尺寸的缩小可能让人类祖先的大脑也变小了。但是,这一说法没能解释为何在200万年前一段类似的时期也发生了气候变化,当时原始人类大脑的尺寸却在增大。另一种解释人类大脑变小的理论看似有些荒谬。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大脑缩小,是因为我们已经被驯化了。通常,“驯化”(domestication)一词让人想到洗衣机、熨烫衣物、房屋抵押贷款、周末烧烤晚会,还有家庭。虽然“驯化”用以指代现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原本是描述人工选择和动植物繁育的生物学术语。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对驯化学说非常痴迷,甚至连他的物种起源理论的很多论点,都以人工选择对动植物繁殖的影响为基础,这些论点也深刻剖析了自然环境偏爱某些个体而让它们繁殖得更多时,会选择什么方式来实现。然而,与自然选择不同,驯化不是盲目的,随着1.2万年前农业与畜牧业的出现,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动植物的选择过程,最终改造他们想利用的各类物种。我们希望动物更温顺,便于有效饲养,于是,通过选取易于管理的动物个体,消除它们的攻击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动物行为的本性。
同样,我们也开始驯化自己,以便在更大的协作组织中和谐共存。除非你相信神的干预,否则就应该认同,这是人类的自我驯化。因为人类可从来没有被更高级的生物筛选和繁育,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然通过自我调节,让某些更能令群体接受的特质激增,因为拥有这些特质的个体能更成功地生存并生育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通过创造文化和习俗,来进行自我驯化,以确保我们能共同生活。
驯化过程中的某些因素引发了深远的生理变化。当野生动物被驯化的时候,习性改变,它们的身体和大脑也随之发生变化。3经过人类驯化的约30种动物的大脑容量全都比它们的野生祖先缩小了10%~15%——在之前的1000代人类身上也观察到了同样的变化。
通过一系列选择性繁殖实验,人们已经观测到了驯化对大脑的这种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遗传学家别里亚耶夫(Dmitri Belyaev)就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测试自己能否驯化西伯利亚银狐(Siberian Silver Fox)。4如今的狗都是对狼实施选择性繁育策略而得到的后代。与狗不同,多数狐狸则仍旧保持着野性。别里亚耶夫认为,能否驯化取决于性格。只有攻击性弱、不会因实验人员的接近而逃跑的狐狸才能被选来繁育。这些狐狸的基因密码就决定了,它们大脑所产生的调控行为的化学物质略有不同,因而比较温驯。仅仅经历十几代的选择性繁育,它们的后代就明显变得更温驯了,不过,也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这些狐狸的前额上长出了白色的斑点,它们的体格比野狐狸小得多,还像很多狗一样长出了软趴趴的耳朵。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到的,“我们的家养动物在有些地方没有一种不是具有耷拉下垂的耳朵的”。它们的大脑也比较小。
为了降低攻击性而进行的繁育,就是对身体的一些系统产生的生理变化进行筛选,这些系统控制着身体对激素的分泌,也控制着其他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的分泌。有一种机制或许可以解释脑袋变小的原因:较消极被动的个体或许有较低的睾丸素水平。睾丸素水平与动物具有攻击性、控制欲的行为存在联系,它的合成代谢特性(anabolic properties),使肌肉和器官变得更大更强,影响身材大小,大脑体积也会因它而变大。变性人会接受激素治疗,促进向异性的转变,人们发现这个治疗过程会增大或缩小脑容量,这取决于给他们注射的是雄性激素还是雌性激素。
驯化过程不仅会让动物的大脑变小,还会改变它们进行推理的方式。英国杜克大学动物行为学首席专家布莱恩·黑尔(Brian Hare)表示:与野狼相比,驯化了的狗更能读得懂其他成员的社交信号(social signals)。我们人类能轻松地看出一个人所凝视的方向,从而搞清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在随后的章节中会讲到,这是一种年幼婴儿所掌握的社会技能,而随着人的成长,社交互动越来越多,社会技能就变得更为复杂。驯化了的狗也能读懂人类的社交信号,6比如凝视,甚至是人类独有的指向手势,而狼和其他绝大多数动物对于这些社交信号都会感到迷惑或给予漠视。
最有趣的就是依赖性方面的变化。狼会继续通过耍诡计、采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难题,狗则会较早地放弃,转而寻求主人的帮助。驯化不仅让动物习得更多的社会技能,还让它们对他者更加依赖。这些年来,在俄罗斯,一些来自育种场且被驯化了的狐狸逃到野外却无法自力更生,没过几天便回来了。7这些狐狸对饲养它们长大的人产生了依赖性。
那么驯化理论也适用于人类进化吗?当布莱恩·黑尔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青年研究员时,他前去与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人类学系一位卓有声望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一起用餐。席间,兰厄姆描述了倭黑猩猩(bonobos)是怎样一个进化谜团,它们的哪些不寻常的特质是黑猩猩(chimpanzees)没有的。这种侏儒黑猩猩(pygmy chimpanzee)品种以杂乱的交配(sexual promiscuity)来解决族群争端,因此闻名于世。黑尔意识到,银狐也有这种情况。随着不断观察驯化动物和倭黑猩猩的相似点,以及倭黑猩猩与黑猩猩的区别,他就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些灵长类亚种动物进行了自我驯化这一假设。倭黑猩猩的社会群体进化方向是,非常重视社会技能,非常重视冲突的调解,而非攻击性。如果倭黑猩猩是这样,那么人类又何尝不是?8毕竟,人类也是灵长类动物,且进化出了最卓越的社会交往能力。不久,黑尔写道:“人类能灵活地运用他人的社会暗示(social cues)。这种能力在人类血统谱系中逐步进化形成,就发生在物种特异性(species-specific)的社会情感(social emotion)出现之后。这种社会情感促使个体关注他人的行为,继而促使他们在纯粹的合作互动过程中,产生交流意向(communicative intent)。”9换句话说,通过合作从而变得更加合群的需求,已经改变了原始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
......
a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