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

一位容貌美丽却有点孤芳自赏的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于是给自己改名为“带灯”，意为带着一盏灯在夜里巡行。

带灯她主要负责处理乡村基层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纠缠麻烦。有的人利益受侵害却不知如何维权，也有人为了一棵树上访十几年……

虽然带灯每天都要面对生活里无休止的纠纷，忍受精神世界中的干涸，但是她从未放弃过内心的追求。即使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她也会带上一本书，坐到镇子外面的山坡上，去看看远处的山，想想书里的人。然而她却始终无法改变，那些来自命运里孤独和痛苦对她的轮番折磨。

带灯的个人苦难里包含了作者对乡镇干部这一群体尴尬现状的同情；也体现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境；同时，这也是对时代的感叹和反思。

贾平凹

一九五二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镇，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小说创作成就斐然。他是一位极具叛逆性的作家，但又不失淳朴的本色；他是少有的高产作家，每一部作品都堪称精品。毫无疑问，他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载入世界文学史册的文学家之一。出版作品有《废都》《白夜》《古炉》《带灯》《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老生》等。曾获国内各种文学奖五十余次，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作品被翻译出版英、法、德、俄、日、韩、越文等三十余种，被改编电影、电视、话剧、戏剧二十余种。

代序——传统的再生

一直很喜欢贾平凹的小说。其实，贾平凹不仅小说写得好，而且他的散文已卓然成家，甚至他的文人书画也具有很高的美誉度。当然，自从《废都》问世以来，贾平凹就是一个饱含争议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中外文学界对于贾平凹整体文学创作成就的正面评价。虽然贾平凹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确也存在着某些艺术缺憾，但这种缺憾却正是作家艺术探索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单纯地对贾平凹的艺术创作与文学成就再做赘述，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我愿借为《带灯》作序的机会和读者们探讨一下贾平凹创作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贾平凹在《带灯》的创作中是如何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艺术转化的。我觉得这是《带灯》的价值重心之所在，也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价值之所在！

多年以来，贾平凹从未简单地充当西方文学的传声筒，他显然不满足于做外国文学的中国翻版，而是孜孜不倦地行走在中与西、古与今的文学会通或艺术融合的道路上，而且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文学业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艺术井喷的奇观，《带灯》就是其中格外耀亮的一部。这部新世纪中国长篇杰作不仅在精神底蕴上，而且在叙事方式上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烙印。毫无疑问，《带灯》也是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这种传统更多地来自于西方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再生，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仅仅拥有西方现代文学精神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在模仿或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而是要努力探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艺术化合。

从《带灯》的精神底蕴来看，贾平凹并未简单地秉持纯粹的现代性立场，而是站在反思现代性或现代性反思的立场上来思考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城镇化进程。比如作家笔下的樱镇，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现代化狂流，樱镇的山民不仅承受着因外出打工而患下的隐性疾病的折磨，而且他们申诉无门、上访无用，甚至新一轮的樱镇大开发已经到来，污染工业开始在樱镇扎根扩散，因经济开发而引起的家族械斗也席卷而来……这样的书写中凝结着贾平凹郁结于胸的无尽乡愁，这是一个农民后裔的知识分子乡村情结，却时常被人目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冲动。其实贾平凹并非是一个固执的现代化反对者，他的创作素来不从主观理念出发，而是严格忠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在生命体验，他既不愿袭用由来已久的启蒙现代性叙事模式，径直地批判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愚昧和喑哑，也不愿曲意逢迎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模式，而是试图超越这两种彼此抵牾的主观叙事模式，尽力站在客观而超脱的立场上悲悯众生、体恤万物，这就是《带灯》的乡村叙事精神底蕴之所在。追根溯源，《带灯》中的悲悯情怀虽然也与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或基督教精神有关，但更多地仍然来自于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化，比如儒家的仁爱情怀，道家的齐物论，佛家（禅宗）的众生平等思想，尤其是贾平凹所喜爱的老子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更是深深地影响着他写作中的精神姿态。可见贾平凹是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悲悯精神来化解百年中国激进的现代性叙事冲动，这直接导致了一种误解，有人说像《带灯》这样的小说缺乏批判精神，显得不够深刻，而究其实，批判就包含在悲悯之中，客观而超脱的悲悯往往凌驾于主观而激烈的批判之上。更何况，《带灯》中并非没有现代批判意识，作者对樱镇社会综合治安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乱象的客观写实其实蕴含着强大的批判力量，只不过这种批判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意在言外式的而已。尤其是对于元家和薛家两大家族势力在樱镇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文化透视，更是隐含了作者对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遗存的高度警觉！

从叙事方式上看，《带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同样显得渊源有自，颇有来路。首先当然是写实传统的转化。中国明清时期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标志着中国古典写实主义叙事艺术的高度成熟。贾平凹对明清世情小说的传承与创化可谓由来已久，《带灯》的创作虽然有了新的艺术诉求，但对写实传统依旧坚守，这是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关键或枢纽。和《秦腔》《古炉》等相仿，《带灯》尽管有意借鉴了西汉时期“史的文章的风格”，许多段落明显在追求简约刚劲的史笔风骨，但不能否认的是，占据文本中心的依旧还是《秦腔》以来的日常生活细节流的写法，这是一种高度精密细致、深刻幽微的写实主义形态，作者力图以此对当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进行全息式的观照，洞幽烛微、刻骨铭心，直抵日常生活和世道人心的纹路与肌理。这种写实技法如显微镜或放大镜，作家以此所呈现的浮世绘或众生相具有极高的分辨率，堪称是一种“微现实主义”或“微写实主义”，它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坛一度勃兴的“新写实主义”的艺术深化。在《带灯》中，贾平凹对樱镇乡政府种种蝇营狗苟的基层管理生活的忠实记录和描摹，以及他对樱镇街道上各具形相的日常市井人生的不厌其烦的讲述，尤其是对樱镇辖区内众多小山村里凡俗家庭境况的现场直击或微观察，无不把他一直推崇的日常生活细节流的写法推到了极致。虽然小说中也重点写到了上级领导视察、山洪暴发、家族械斗等大的突发事件，但《带灯》并不是一部情节性的小说，它不依靠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而是仰仗细节的流动呈现日常生活的演化。在转化古典写实传统的同时，贾平凹在《带灯》中还坚持吸纳古典史传传统的滋养。二者的艺术关联性在于，作家正是通过精细微妙的日常生活写实来雕刻生动的底层人物群体形象，而为当代中国的小人物群体写史立传，已然成了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追求。《带灯》里有三个底层小人物系列：一个是带灯、竹子、书记、镇长、马副镇长、白仁宝、刘秀珍、侯干事等人为代表的基层乡镇干部系列；一个是元家兄弟、薛家兄弟、张膏药、陈大夫、黄老八、马连翘等人为代表的乡镇小市民系列；再一个是山区乡村里的上访人物系列，其中又可分为带灯的“老伙计”系列，即六斤、陈艾娃、刘慧芹、李存存等人为代表的忍辱负重的底层妇女系列，和一直与带灯作斗争的“老上访户”系列，如王后生、王随风、朱召财等人。虽然贾平凹在《带灯》中精雕细刻的现实底层小人物群像尚未到达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刻画上层贵族人物群像的那种高妙境界，但平心而论，《带灯》里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小人物群像的刻画依旧体现了贾平凹深湛高超的写实功力，这种艺术本领绝非泛泛之辈可以自由掌控。贾平凹对这些小人物的群体形象塑造不仅穷形尽相，而且直抵心性与灵魂，相信读者自有会心公断。

谈到《带灯》的艺术新变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就是贾平凹着意在小说创作中引入了屈子《离骚》的抒情传统。《带灯》中女主人公带灯写给知识分子官员元天亮的二三十封手机短信尤其引人瞩目，这些抒情文本被作者有机地穿插在小说叙事文本的主体结构之中，如同庞大的叙事主干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显得枝繁叶茂，艺术生机盎然。不仅如此，这些抒情短信无不写得华美丰赡、流光溢彩，充满了骈词俪句，让人恍然大悟现代白话版的楚辞再世，而且其中充满了山乡自然风光的描绘，足以让元天亮追忆起故乡的花草树木、奇珍异宝，也足以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屈子开创的香草美人抒情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屈子笔下的香草美人抒情传统中隐含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忠君思维，香草意味着臣属，美人代表着君王，香草之于美人隐含了主与仆的权力话语关系，而到了贾平凹的笔下，这种政治权力话语关系被悄然置换成了另一种宗教性的神与人的关系。如带灯短信中所言，“我的心突然觉得我是进了你庙里的尼姑”，“让我在你的庙中静心地修行，边修边行”。这似乎印证了带灯与元天亮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宗教性关系，前者是朝圣者，后者是神一般存在。然而，带灯的短信中又说：“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这似乎又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位置是可以置换的，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神，或曰互相都是对方的朝圣者，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其实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撇开外在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不谈，他们都是精神脱俗之人，但又都难免在浊世中随波逐流，带灯的屈辱和元天亮的罪恶（利用权力给家乡引进污染工业）并不是他们外在的清高所能掩盖的。只不过在带灯的抒情短信中元天亮近乎是一个虚化的形象，这个虚化的人物和带灯虚化的抒情一道，以虚击实，直接嵌入小说文本的写实主干结构之中，实现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处理方式还是值得赞赏的。值得补充的是，带灯的抒情短信在叙事性别上也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带灯》的叙事主干是男性叙述中的社会写实文本，那么作为叙事枝叶而存在的抒情短信文本则属于典型的女性私人化叙述范畴。二者之间不是性别对抗的紧张关系，而是性别对话的互渗关系。带灯的女性私人化叙述对小说叙事主干的渗透不仅表现在带灯与竹子之间近乎超性别的“姐妹情谊”上，而且还表现在带灯与樱镇众多山村里的“老伙计”或者“铁伙计”之间的“妇女情谊”上，她们与带灯之间情同手足，甚至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繁密的女性同性叙事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叙事进程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委实值得读者好好玩味。

最后还得说说神话传统。贾平凹号称当代鬼才，其小说深受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影响，而志怪小说直接脱胎于上古神话传说，其流风遗响至今不绝。相对于《废都》里那头会思考的奶牛，《秦腔》里能通灵的疯子，《老生》里的老巫师或老唱师，《带灯》里的人物身上的神话或魔幻色彩其实并不强烈，但作者还是在小说结尾中抹下了浓墨重彩的神奇灵异一笔。小说的下部名曰“幽灵”，写遭到人生沉重打击的女主人公带灯出了幻觉，她患上了夜游症，和樱镇的疯子为伍；她喜爱的埙也不翼而飞；她身上先是长满了皮虱，终至于落满了萤火虫，此时的带灯如佛，全身散发着神奇耀亮的光晕。这是典型的现代神话叙事，带灯由凡俗的女人变成了超验的女神，而超脱了肉身凡胎的女神不再匍匐于现实的苦难而在精神上高翔远引，只是苦了她的尘世同伴竹子，竹子不得不忍受着上访钉子户王后生的嘲弄，为了讨回带灯的公道而踏上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上访路。所以《带灯》的底色还是灰色的，带灯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悲怆和荒诞，这是所有的神话或魔幻色彩都掩饰不住的。对于小说骨子里的悲凉，相信读者会感同身受。

说了这么多，深恐遭遇“佛头着粪”之讥。好在平凹先生佛心似海，当不会计较我的饶舌。我依稀记得十几年前孤身去西安“大堂”拜访他的情景，那时的他正沉浸于《秦腔》的深度写作之中，而那时的我却并不知晓他正在悄然开启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时代。权以此序，向“文坛劳模”平凹先生致敬！

李遇春

序于武昌桂子山

上部

山 野

001-042

中部

星 空

043-352

下部

幽 灵

35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