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

因地处欧洲中心，群狼环伺，普鲁士未雨绸缪，为抵御外侵，开始研究一套战役计划，试图囊括战争爆发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多世纪以来，多位军事领导者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其越发成熟。因此，尽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落败，但其孕育出的军事思想，依然缔造了无数神话。

将军事置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环境下，会得到怎样的结论？时间、空间、力量等因素常量，又会怎样指引德国的军事思想？格哈德·格罗斯直言不讳，从一个客观角度，深刻剖析了德国的战役思想的演变，以及多位军事高层的得失。

作者简介

德国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和社会科学*心（ZMSBw）：联邦国防部的所属研究机构之一，专为德国进行军事历史基础研究以及军事社会学和安*政策研究。它于2013年由军事历史研究办公室（MGFA）和德国陆军社会科学研究*心合并而成，是联邦国防部在商业领域的*央科学机构。发行两本杂志：《军事史·历史教育杂志》主要针对军队内部；《军事历史杂志》目前为德国仅有的军事历史科学期刊。

德国联邦国防军格哈德·格罗斯上校：在德国波茨坦联邦国防军军事历史和社会科学*心任德国军事史系主任，专门研究1945年以前的德国军事史。著有大量书籍，与人合著的《施利芬计划：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的国际观点》曾获军事史上的普利策奖——亚瑟·古德兹特（Arthur Goodzeit）图书奖。

编、译者简介

英文版编者：美国少将大卫·T. 扎贝基，《1918年德国攻势：战役层面的案例研究》一书作者，获奖作品——《战争中的德国：400年的军事历史》四卷百科全书的主编，英国伯明翰大学战争研究项目荣誉*级研究员。

译者：孙希琨，80后，2013年获University of Miami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中文功底深厚，译文流畅自然。

审校者：张大卫，工业时代陆战史研究者，本科和博士均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著有《哈尔科夫1942》一书，译有《巨人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罗的海战事》，并翻译审校了《莫斯科战役1941：二战“台风”行动与德军的首次大危机》。

几个世纪以来，普鲁士—德国的陆战传统造就了在该领域浩如烟海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好书吗？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格哈德·格罗斯的这本《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无疑位列佳作阵营。事实上，它是个中翘楚。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军事历史学术著作中，获得优秀评价所需的所有要素 ：广泛而深入的基础资料研究、将书斋式的学术训练与作为德国军事机构专业人士（格罗斯本人是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一名陆军上校）的洞察力结合起来的作者经历，以及对 19 世纪中期到北约时代初期的德国军事行动及战役思想连贯的持续有力的论证。本书的德文原版出版于 2012年，它是一部意义重大的开山之作，其价值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该领域学者的认可。我很高兴看到本书的英文译版，因为这意味着，在大西洋此岸的全新读者群体——历史学家、学生，以及始终对德国难以捉摸的“任务型指挥”理念感兴趣的美国军事机构，能够一睹此书的风采。

格罗斯的这本书有诸多优点，但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便在于它采取了历史分期这一研究方法。和所有学术领域一样，军事历史学家（尤其是德国的军事历史学家）倾向于创作关于一个人、一场战争、一次战斗或战役的断代片段性作品。像格罗斯这样，及时地撰写出一部覆盖范围广泛的著作，需要拥有学者般的头脑、对多个时期的专业知识的深厚认知，以及在学术上“迎难而述” 的勇气。格罗斯兼具以上特质。阅读本书时，你将看到，他对 1866 年克尼格雷茨战役（我国多称“萨多瓦战役”）的论述，就与他关于 1944 年苏联在白俄罗斯发动的大进攻——“巴格拉季昂”行动的论述同样权威。他熟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卡尔·冯·赖厄（Karl von Reyher）、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和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等人的思想。因此，他实现了历史时段的连续性论证模式——而这恰好也一直是我眼中历史研究的重点。

他的论点基本上是这样的 ：德国战役传统，也就是德国的战场行为，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一个定义明确的历史和地缘环境。最早普鲁士和之后的德意志帝国都地处被敌人和潜在敌人包围的欧洲中心。德国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两面或者多线作战的阴影，还有消耗战的噩梦，它不得不应付生产力和人数都优于己方的敌国同盟，并最终在人力物力的比拼下败下阵来。众多无情的因素糅合在一起，便是格罗斯所说的“战略困境”，它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战役偏好，一种“德国式的战争”。格罗斯写道 ：“军队领导层不断尝试通过战役手段来解决德国的战略困境，这弥补了这个国家因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而承受的弱点，以及它相对贫乏的人力和资源所带来的劣势。”

格罗斯清楚地辨明了德国的解决方案 ：利用速度、进攻性和突然性增强威力，这样发动的战争能够让德军从意想不到的方位狠击体量大于他们的对手。德国人将上述手法称作“运动战（Bewegungskrieg）”。该术语并非简单地指代战术机动性或更快的行军速率，而是强调战役层面的机动——师、军、集团军等大型单位的移动。普鲁士的指挥官和他们的德国后继者们，在寻求用一种能够尽可能快地对大量敌军造成犀利——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方式指挥他们的队伍。这可能包含着对未受保护的侧翼或两翼的突袭。在几个值得注意的场合，例如克尼格雷茨战役（1866 年）、色当战役（1870 年）和坦能堡战役（1914年），它甚至能使普军或德军全军切入敌方部队尾部，这对任何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情形。这种理想化的最终状态被称为“坩埚之战（Kesselschlacht）”，更具体地说，这就是一场围歼之战。一方通过一系列的“包围作战”，在向心突击摧毁敌人前，将其全方位包抄。

这种充满活力和进攻性的战役布势对德国军队提出了两大特定要求 ：极高的战场进攻性和一支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倾向于进攻的军官队伍。想想格哈德·莱布雷希特·冯·布吕歇尔（Gerhard Leberecht von Blucher），或腓特烈·卡尔亲王（Friedrich Karl）、赫赫有名的克尼格雷茨的“红亲王”，甚至是通常被我们认为草率愚钝的坦能堡战役中的赫尔曼·冯·佛朗索瓦将军（Hermann von Francois），他们都是常见的普鲁士—德国风格的指挥官 ：仅仅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防守，一刻不停地寻求防守方阵列中的缺口，并且在找到它后发动猛烈攻击。

但是，光有进攻性是不够的。历经几个世纪，普鲁士人和德国人也认识到，实施一场战役层面的运动战，需要一种能赋予低阶军官大量自主性的灵活指挥系统。如今，我们习惯性地为这种指挥系统贴上“任务式指挥（Auftragstaktik）” 的标签 ：高级指挥官设计出一个整体任务（Auftrag），并让现场军官自行裁量该如何达成目的。但是，正如德国人自己说的那样，将这一标签改为“低阶指挥官的独立性（Selbst??ndigkeit der Unterführer）”，会更为准确。一个指挥官

审时度势、自主调整的能力，能够让他抓住上传下达过程中稍纵即逝的战机，对于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部队而言，这是扭转局势的关键。再一次想想康斯坦丁·冯·阿尔文斯莱本将军（General Constantin von Alvensleben）和第 7 装甲师的埃尔文·隆美尔将军（General Erwin Rommel）的例子 ：1870 年的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战役，前者在未接到上级指挥官命令的情况下，果断让他的第三军发起进攻 ；后者于 1940 年的战役中，在明知高层停止行军指令即将传来时，关闭了前方指挥所的无线电。这些人又一次证明自己是注重当下行

动甚于静观其变这一战役传统的典范，借用手册《作战指挥》（Truppenführung，简称“T.F.”）的话 ：“战争中的首要评价指标是决定性的行动。从最高指挥官到最年轻的士兵，每个人都要始终清楚地认识到，不作为和玩忽职守，比其他任何在选择方法上可能犯下的错误都更为严重。”这提醒着军官们。

强硬的进攻性、灵活多变的指挥与控制、超越一切的机动性，构成了一套令人生畏的战役层面的组合拳。战役就应该这样，因为德国人早已认定仅仅取胜是不够的。相反，他们必须摧毁敌人的部队 ：

正如总参谋部所见，为弥补空间的劣势和资源的不足，他们决定结合其高质量军队和优越的指挥控制系统，活用德国因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而带来的内线优势。这后来成了他们思想的指导原则。关于机动性、进攻、主动性、主攻方向、包围、突袭和摧毁的深层理念，早已被老毛奇出于实施快速战的目的而发展起来了。其目的转变为一方通过一次或多次的快速包围战摧毁敌军布置在边境或邻近地区的部队。军事意义上的摧毁被认为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毁灭，更是对有效军事力量的消除——例如抓获俘虏。考虑到德国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德军领导人在他们战役—战略规划和军队的人员、武器、装备配置的发展中向来重视时间和空间要素。

这些特点形成了格罗斯所说的“德国战役思想的基石”。

恰如格罗斯在他费心钻研而得出的历史分析中展现的那样，强调战役的机动性、独立指挥和速胜，以避免卷入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进行消耗战的噩梦中，这些德军战役层面的偏好或多或少是一脉相承的——从毛奇（本书中他被描述为一名伟大的协调者和战场指挥官，而不是通常被军事史学家美化的战争理论大师）时代，到 1914 年前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元帅，再到一战中的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等将领，再到魏玛时期的汉斯·冯·泽克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以及二战中的装甲理论家和指挥家们。事实上，这种“德国的战争方式”甚至延续到 1945 年之后——曾经在二战期间任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Operationsabteilung）的阿道夫·豪辛格（Adolf Heusinger）将其带到了新生的联邦国防军和北约中。

不过，别搞错了。格罗斯并没有对这种战争方式展现出任何特别的热情。相反，他对此做出了严厉批评。不论是胜是败，德国人都受限于这种战役思想模式（以及实际行动）。而且只要它不奏效［这样的案例有很多，比如小赫尔穆特·冯·毛奇在 1914 年马恩河战役的失败、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在凡尔登“让法国流血”的尝试，以及希特勒在二战中征服全球的徒劳努力］，德国人就会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模式上，而是指挥官个人的错 ：他要么缺乏必要的天赋，或是精神上太软弱，要么从未接受过足以令其自身提升到更高精神层面，从而成为军队指挥官和人民领袖的“塞缪尔的油滴”。格罗斯曾论证，德国人把失败“个体化”了，他们在谴责小毛奇（性格上太软弱）和法金汉（太犹豫且受限于自我怀疑）时做过头了。当然，希特勒帮了后世分析者一个大忙——因为他精神上显而易见的病态，人们甚至犯不着去诟病他的人格。国防军的指挥官们可以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随心所欲地描写希特勒，而且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自我辩护和自我开脱的字句，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买账。

但是德国的传统蕴藏着其他弱点。正如格罗斯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德国军官们过度关注在未来冲突到来之前，设计和执行一套快速而全面的、胜利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这让他们很少考虑战争的更高层面 ：政治、合同作战、战略、经济、后勤（或至少是任何长期的、可持续的后勤，由于他们倾向于在数周之内取得胜利，后勤在他们眼里是不重要的）。他们更喜欢把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丢给别人。

而且在二战中，他们又一次犯了这个错误——被证明是个关乎存亡的错误，把“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抛给了阿道夫·希特勒。至少，东部战线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和战俘的饥荒和死亡，陆军难辞其咎。陆军军官——包含策划者和指挥官在内——有着独一无二的“后勤”理念，即出于为行动中的德军士兵提供吃穿的目的，有意识地让占领区的数百万人挨饿，以便让德国陆军腾出手来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进行战役层面的运动战，并尽可能快地摧毁苏联的军队乃至国家。德军在东线犯下的罪行绝非偶然，罪愆也不仅仅系于希特勒一人之身。

最后，这本书理当因为格罗斯清晰的研究方法而收获赞誉。关于战役、战术或者其他方面学说的著作在军事史领域汗牛充栋。关于学说的写作是对更广泛的专业性表现出严肃面的一种方式，这种专业性不信任战役史，并将其戏称为“鼓和小号”式学术，而“老派军事历史”理当被更新、更有价值的东西取代。不幸的是，军事学说史可以像看着油漆变干一样无趣，就如同你在看一本几乎全篇都是展示和剖析军队战术和战役的手册一般（而我是作为写过关于军事学说史著作的过来人，提出这种批评的）。

格罗斯不仅熟知德国军队的技术文献，并用有趣又令人信服的方法对其加以分析，还能在书中坦然地对实际的战役和战斗进行探究。诚然，我确信他的方法是撰写战役学说相关书籍的唯一有用的办法，毕竟，若没有指挥官和他的军队试着将战役学说付诸实践，这些理念也只是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话语。战斗是“活着的教条”——反过来说，战斗的结果可以（或者至少应当）塑造学术的演变。换言之，格罗斯将实践放到了战争研究中的正确位置 ：和理论平起平坐，而非是附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本着作家的任性，推荐《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作为我自己 2005 年《德国战争方式》的补充，后者同样强调了战斗和战役一直以来在军队文化的形成中起到的作用。

格哈德·格罗斯的这本《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是有史以来关于德国军事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应当以出版其英译版为荣。

罗伯特·M. 奇蒂诺

北德克萨斯大学军事历史中心

现任美国陆军部历史咨询小组委员会主席

英文版序

德文版序

中译本序

引言

第一章 定义：战术—战役—战略

第二章 因素与常量：空间、时间以及军事力量

第三章 发端：筹划、机动性，以及应变系统

第四章 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场两线战争

第五章 苦涩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新瓶装旧酒：现实与空想之间的魏玛国防军、国防

军时期战役思想

第七章 失去的胜利—战役思想的局限

第八章 原子时代的战役思想

结论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