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大师经典珍藏版

世界漫画不朽经典，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1934年12月至1937年12月，《父与子》在德国《柏林画报》连载，是全世界流传极广的漫画作品之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秃头老爸，一个古灵精怪的淘气小男孩，他们一起玩乐，一起闯祸，时而生对方的气，时而笑着抱在一起。这部作品版本无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20世纪30年代，《父与子》漫画引入中国，得到鲁迅、丰子恺等大家的高度评价。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无数读者深感其中魅力，一父一子的故事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埃·奥·卜劳恩（1903.3.18—1944.4.5）

原名埃里希·奥泽尔（Erich Ohser），德国漫画家。少年时代当过钳工，后进入莱比锡绘画艺术学院学习，19岁时，卜劳恩的作品首次在画展上亮相，获得高度评价。1934年，卜劳恩的儿子克里斯蒂安3岁时，第一幅《父与子》漫画在德国《柏林画报》发表。

创作《父与子》前，卜劳恩画了很多讽刺时政的政治漫画。1933年纳粹掌权后，卜劳恩的政治漫画被禁止发表，他也因此改用笔名。1944年，卜劳恩被纳粹分子告发。1944年4月5日，卜劳恩在狱中自杀，在给妻子的诀别信中，卜劳恩写道——“我为德国而画”。

★ 《父与子：大师经典珍藏版》，德文直译全集，德国权威Südverlag GmbH出版社授权。

★ 原版复刻——温暖致敬经典：呈现《父与子》漫画的本真模样，还原简单但真挚的黑白漫画，不涂色，不加拼音，不加多余注脚，复刻原版，珍藏回忆。

★ 特别收录《父与子》创作背景，详解漫画背后的故事：德国威廉·布施博物馆负责人撰写，汇集重要资料，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创作背景。

★ 喜剧背后的悲剧故事，一段不该被忘记的历史：作品身上的悲剧烙印，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小时候没看懂的，希望长大后能看懂。

《父与子》的创作背景

令人捧腹的《父与子》故事不拘泥于时代、历久弥新，以至于许多读者并不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埃里希·奥泽尔（Erich Ohser），抑或埃·奥·卜劳恩（e. o. plauen）？许多人也说不清楚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埃·奥·卜劳恩这个笔名掩盖了来自普劳恩（Plauen）的埃里希·奥泽尔于柏林发生的悲剧：1928年，埃里希·奥泽尔从莱比锡前往柏林；1944年4月5日，在纳粹人民法庭下达死刑判决前，埃·奥·卜劳恩在狱中上吊自杀。

时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的戈培尔（Goebbels）本人要求判处奥泽尔死刑，以报复他在纳粹夺权前的政治讽刺活动。从1929年年底到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期间，奥泽尔在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了政治讽刺漫画160余幅，其中不少还是头版头条。因此，1934年至1937年，《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在纳粹宣传部的批准下连载《父与子》时，奥泽尔已经不能再使用那个与社会民主党挂钩的名字了。“埃里希·奥泽尔”已经被纳粹禁止工作了。1933年5月10日，纳粹厌恶的作品在柏林歌剧院广场被付诸一炬，其中就包括奥泽尔为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绘制插图的作品。

奥泽尔两岁的儿子和妻子玛丽嘉德目睹了他内心崩溃的过程。他在恐慌中烧掉了所有政治类作品的原件。走投无路之下，他还向此前合作过的《新莱比锡报》（Neue Leipziger Zeitung）寄去了不涉及政治的画作。但徒劳无功！全家人只能节衣缩食，依靠妻子的插画收入维持生活。

1934年1月27日，一封挂号信送来了官方的从业禁令：“鉴于您此前被曝光的马克思主义出版活动，德国新闻局柏林地区委员会决定驳回您加入帝国新闻局绘图员专业委员会和从业名单的申请。”

没有会员资格就没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柏林画报》知名编辑库尔特·库森贝格（Kurt Kusenberg）的比赛邀请来得正是时候。库森贝格受到时任乌尔斯坦出版社（Ullstein Verlag）杂志中心主任约翰内斯·魏尔（Johannes Weyl）的委托，为《柏林画报》寻找围绕某一中心人物展开的系列漫画。这种漫画是德国现代漫画的先驱。19世纪发表在德国幽默杂志《飞页周刊》（Fliegende Blätter）上的《马克斯和莫里茨》（Max und Moritz），以及发表在《争论》（Kladderadatsch）周报上的《穆勒与舒尔茨》（Müller und Schulze）标志着该流派的诞生。阿尔帕德·施密德哈默（Arpad Schmidhammer）此前在《柏林画报》上连载的《彼得曼教授》（Professor Biedermann）也颇具人气。

最终，奥泽尔从32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万事俱备，这位被禁止从业的画家只需要拿到一份工作许可。

杂志部的政治顾问阿尔弗雷德·格里克（Alfred Gerigk）隐瞒了画家的真实身份，成功用几幅《父与子》草图赢得了一位宣传部中间人的赏识。人们最终达成共识，允许奥泽尔使用化名发表“不涉及政治的漫画”。

奥泽尔用他名字的首字母e. o. 和他的家乡Plauen（普劳恩）拼成了后来的笔名。他于1903 年3月18日出生在萨克森州福格特兰地区的普劳恩市。他的父亲先后在翁特盖滕格林（Untergettengrün）和普劳恩担任海关官员。

1917年中学毕业后，奥泽尔开始了为期三年的锁匠学徒生涯，但没有取得实际进展。一位老师注意到了奥泽尔的绘画天赋，努力为他争取了艺术类锁匠的培训补助。

但奥泽尔选择了一条直通艺术的道路。1920年，他进入莱比锡平面艺术与图书贸易学院学习，五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莱比锡期间，奥泽尔结识了另外两位与他同名（埃里希）的伙伴。自此，三位埃里希同甘共苦：奥泽尔为埃里希·凯斯特纳的诗歌和书籍创作插画，此后担任《古腾堡报》（Büchergilde Gutenberg）总经理的埃里希·卡诺夫（Erich Knauf）将奥泽尔引荐给《前进报》，并在奥泽尔去世后不久被杀害。政治和讽刺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将三位朋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惹恼了一些莱比锡的市侩。

凯斯特纳在1927年的狂欢节创作了《室内艺术家的夜曲》，该诗的开头写道：

啊，我最后的《第九交响曲》！

当你身着玫红色条纹的睡衣……

像大提琴一样来到我膝间吧。

让我轻柔地搂住你腰身！

奥泽尔为该诗创作了插画，卡诺夫将其发表在《普劳恩人民报》（Plauener Volkszeitung）上， 后经莱比锡学生报纸《飞镖》（Der Bumerang）转载。这成为保守的《莱比锡最新通信》（Leipziger Neueste Nachrichten）攻击其竞争对手——由凯斯特纳供稿、奥泽尔供图的《新莱比锡报》的把柄：这首诗“亵渎圣殿”，而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缺少对贝多芬的尊敬”。然而，凯斯特纳和奥泽尔只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没有遵循官方计划而已。此事之后，三位埃里希很快决定离开莱比锡，去柏林寻找立足之地。后来，奥泽尔不仅为凯斯特纳的《腰身之上的心》（Herz auf Taille，1928年）、米哈伊尔·左琴科（Michail Soschtschenko）的短篇小说《沙皇的靴子》（Die Stiefel des Zaren，1930年）绘制插图，还在《剖析》（Der Querschnitt）、《新画报》（Die Neue Revue）和《前进报》上发表漫画，并在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的“地下墓穴”（Die Katakombe）卡巴莱剧院担任速写画家。

这位最能胜任《柏林画报》新任务的画家不得不收敛起他作为政治讽刺漫画家的锋芒，转而描绘父子俩的日常生活。尽管该系列作品很少提及时事，但作品中的人物——主人公埃里希和儿子克里斯蒂安的形象却被用于广告和政治宣传。

萨克森州彩票机构、美乐家过滤器和阿蒂卡香烟用《父与子》做广告。纳粹组织“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借《父与子》中鹳的故事宣传家庭支持计划。德国人民冬季援助事业（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也利用父与子的形象在大街上敲着募捐箱做宣传。捐赠者将获得一枚父与子勋章。这款勋章就像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在类似宣传活动中分发的《马克斯和莫里茨》人物塑像一样，备受收藏家青睐。

1934年12月至1937年12月，《柏林画报》每周都刊载《父与子》的故事，共计157篇。与其他在商业上成功、政治上中立的大众报纸一样，纳粹党对《柏林画报》的蚕食并没能被大众察觉。成立于1892年的《柏林画报》自1894年起就一直隶属于乌尔斯坦出版社。1934年，出版社的犹太业主不得不以650万帝国马克（约占其市值十分之一）的价格将这家当时欧洲最大的出版社卖给了纳粹信托公司“谨慎”（Cautio）。该公司保留了出版社的名称，直到1937年年底才将其更名为“德国出版社”（Deutscher Verlag）。除了那些早被解雇的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许多编辑和记者还是想方设法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尽管商标中少了一个字母“e”，《柏林画报》还是与《慕尼黑画报》（Münchner Illustrierte Presse）、《科隆画报》（Kölnische Illustrierte）一样，用现代照片报道、广播明星和电影明星的八卦消息、自然灾害、体育新闻和时尚新闻来吸引读者。连载小说是他们的核心内容。在这片内容诱人、外表单调的铅字荒漠中，由四到八个画框构成的父与子故事格外引人注目。

用于纳粹宣传的画报原本依靠现代摄影技术及有效的版面设计，这往往将报道内容限制在两页之内。第三帝国的主要人物及其事迹被极其生动地展现出来。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宣扬其意识形态的第一个民间活动，不少艺术家都为此付出了努力：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了奥运电影，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被允许选取德意志第三帝国奥运代表队中“最匀称、最完美的运动员”和“宏伟的身体”（布雷克语）作为雕塑作品的原型。

《父与子》并不认同这种美学理想，《奥运嘉宾掷铅球者》等故事也减轻了普通读者无法达到国家宣传的身材标准的负担。机智的小儿子捉弄运动员这件事情，并没有拉开读者与传统体格崇拜之间的距离。当人们看到这位神一样的人先是错愕，随后开心地笑了，人们便将他从神坛上移下来，变成了像父与子一样的普通人。这些故事用小字印刷，置于内页，完全符合宣传部的规定。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布雷克或里芬斯塔尔那种经过铜制凹版印刷工艺再加工、在精心编排中塑造出来的“典型”，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被模仿的。

随着奥地利被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纳粹的“自由主义”统治阶段宣告结束。自1938年起，《柏林画报》不再连载《父与子》。奥泽尔不想让这对父子的性格适应新的武装要求：硬如克虏伯，韧如皮革，快如灰猎犬。三年来，他不断构思新的故事，但最终灵感枯竭，无法创作出符合主人公精神的恶作剧和冒险故事。但他继续利用《父与子》的知名度，不时在《柏林画报》上发表幽默漫画。当《珊瑚》（Koralle）杂志要求他为自己画一幅自画像时，他创作了一幅父亲的沉思像。父亲的衣襟别有用意：他没有佩戴纳粹规定的十字勋章，取而代之的是奥泽尔笔下那位蓄着海象胡子的反英雄形象。《父与子》是他信奉的政党：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不持明确的批判立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好契合了一种宣传理念——必须为大规模演习和种族主义造成的挫败感提供排解途径。

随着德国闪击波兰、入侵法国、准备对苏战争，纳粹于1940年发展到最后阶段：动员民众进行总体战。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争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此之前对纳粹党激进的宣传文件始终保持缄默。发行一份新周报的计划被提上日程。一批最好的记者和插画家受到邀请，其中许多人在战后仍是联邦德国的主心骨。后来的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日耳曼学者本诺·冯·维泽（Benno von Wiese）、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历史学家恩斯特·施纳贝尔（Ernst Schnabel）和后来的西德意志电台导演维尔纳·霍费尔（Werner Höfer）都曾为《帝国》（Das Reich）杂志撰稿。《法兰克福汇报》（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内部制图员汉斯·埃里希·克勒（Hanns Erich Köhler）以及奥泽尔，每周都要作画讽刺战争对手。他以一贯的专业套路和19世纪的陈词滥调对盟国进行了夸大描写，把俄国人说成动物一般的次等人类，把象征着英国人的约翰牛（John Bull）说成贪得无厌的殖民主义者，把美国山姆大叔说成犹太资本家。1944年年初，奥泽尔和他的朋友卡诺夫因发表反对国家的言论被他们的邻居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告发。如此一来，奥泽尔失去了戈培尔的支持，所谓“摩尔人已经尽了他的职责”。

1944年4月5日，奥泽尔在盖世太保的监狱中自杀身亡，卡诺夫于5月2日被送上断头台。他的遗孀收到了骨灰盒和一张585.74马克的审判费账单。告发他的舒尔茨于1945年7月14日被苏军逮捕，在战俘营中失去了音信。

斯人已逝，《父与子》永存。

汉斯·约阿希姆·奈尔

德国威廉·布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