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的证明

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师要面对诸多的设计条件，每个项目中设计条件又有诸多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这造成了具体建筑设计手法的多样化。该书试图对作者所在设计公司相关建筑设计理念的梳理，寻找出在不同状况下整合项目条件的有效思考与推进方式。主要内容包括对建筑设计方法的理论阐述、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案例展示，以及就重点项目的设计理念和方法，相关知名建筑理论家与建筑师间的对谈。
　　《关联的证明——博风建筑设计实践》将建筑人类学学者的视野、优秀本土实践建筑师的视野以及优秀国际建筑师的视野与具体的实践及其总结相结合，表达出具有深度与广度的学术意义。
　　《关联的证明——博风建筑设计实践》的读者群为在职建筑师、规划师、艺术品设计师，以及高校建筑、规划与设计类专业的师生。

王方戟，1990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1993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7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并留任该学院，讲师
　　2007年，与伍敬创办博风建筑，主持建筑师
　　2001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2010年至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肖潇，2010年，晗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毕业，获建筑学学士学位
　　2013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获建筑学硕士学位
　　2020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2013年，正式加入博风建筑
　　2015年至今，博风建筑主持建筑师
　　
　　董晓，2012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获建筑学学士学位
　　2015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获建筑学硕士学士
　　2022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2015年，正式加入博风建筑
　　2015年至今，博风建筑主持建筑师

一半就已足够。
　　——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绅士夏洛特》
　　在拿到本书预排稿的时候，我发现，虽然对图纸和照片上的每一个项目都已经非常熟悉，但我并没有到现场看过博风的很多项目，而且临近学期期末，很难找到合适时间一个一个去现场看。在有点焦虑的情绪中开始动笔前的酝酿时，我恰好读到了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这首诗，于是就决定和肖潇、董晓、王子潇以及王方戟老师（下文简称“王老师”）分别聊一次。在聊的过程中，焦虑感逐渐消失，因为我发现，我非常熟悉的博风的人可能才是理解博风作品的恰当入口。我打算从这里入手。
　　在和肖潇、董晓的第一次访谈中，我为文章定下了一个开头。这句话一直在我脑中盘旋，从文章还没有什么结构性想法的时候，就顽固地占据了这篇文章的起点——“项目开始前，王老师一般不怎么去现场。”
　　1.现场
　　“哈哈哈……”肖潇赶紧制止我，“但你可不能这样写。”
　　“其实在方案结束后，施工过程中，王老师也不一定有空儿多跑。现场主要是我们去盯。”董晓补充了一句，有点幸灾乐祸。
　　事实上，确实“不能这样写”，这当然不是因为博风真的不重视现场，而是因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现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不跑那么多次现场的原因很明确：一个是项目开始之前，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跑——“项目往往很急”；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下中国的场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大部分并不具备支撑一个项目理由的那种稳定性”。更准确地说，“其实多数时候，现场是去的，只不过，博风的项目从来不会从看现场时的瞬间体验开始”。
　　不依赖现场的具体瞬间体验，那通过什么方式把握场地的信息呢？董晓告诉我：“比如说最近的几个项目，因为场地都很复杂，所以王老师总是会先花费不少时间整理等高线的关系。”显然，在博风的建筑师们看来，和一棵树、一束阳光之类的瞬间现象比起来，“等高线”代表着那种具有某种抽象性的，却更决定性地反映着场地特征的东西。
　　在博风看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抽象化地把握关系，比具体的、感性的，或者图像化的理解场地更加重要，也更加可靠。不但如此，博风的项目对施工的完成度和精确性也有不同寻常的要求——他们并不要求超出当地施工条件的那种绝对精确和完成度，也就是坂本一成在本书对谈中提到的“便宜主义”。如果一个项目是一条鱼，和国内很多建筑设计公司或事务所相比，博风会特别看中“鱼中段”。无论是对所谓的“第一感觉”，还是对完成施工精度这类问题，在目前博风有限的规模条件下，无法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资源去应对。“除非公司扩大规模，或者提高收费……但那又会脱离某种真实的条件”。总的来说就是，顺势而为。
　　“不怎么去现场”反映出的是博风的一种态度，即博风的建筑设计过程不依赖于对具体的图像化场景的精确刻画和精确实现，而是来自对于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调和与整合。谈到关于多系统的整合，王老师特别以西班牙建筑师米拉莱斯（Enric Miralles）的工作方法来举例：“结构、动线、构造的不同系统之间，各自完整，但相互有一点牵制，这种说不清的关系最后会形成一种有趣的复杂性。”
　　这并非意味着对于现场具体性的忽略。比如在“汇福堂”项目中，场地旁边的老石桥就是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建筑最终和石桥建立了一个“合适的”关系。对我来说，这种关系不完全是反视觉的，但也并非完全是图像性的，而是一种行为上的相互关照。这就像王老师经常提到的西班牙建筑师利纳斯（Josep Llinas）的设计，在行为、建筑和场地之间总是有某种微妙的呼应关系。
　　“王老师在现场一般不太到处拍照，但会在现场收集一些东西，比如捡一些石头。”董晓补充了一个细节， “肖潇有的时候也会捡。”
　　2.具体
　　对具体的物的兴趣大于对抽象的知识系统的兴趣，这是我对博风行事风格的突出印象。我们可能很难看到其他一些建筑设计单位或事务所会把自己的项目命名为诸如“两只土拨鼠”的。事实上，博风每一个项目的名称似乎都是对系统性的某种拒绝。
　　除了搜集石头，在疫情开始以前的一段时间，因为出国比较频繁，王老师还一度痴迷收集可口可乐的瓶子。据肖潇说，这一方面和王老师早年在美国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实习时养成的喜欢喝可乐的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玻璃生产工艺和设计风格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可口可乐瓶子放在一起，是一个理解历史、时代和地域特性的很好媒介。
　　在我的印象中，王老师的阅读范围常涉及历史、游记、地方志、历史地理等。这些题材的共同特征是，都是“具体的”知识，通过它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想象具体而多样的生活和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