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洛尔卡诗选

本书中收入加西亚·洛尔卡诗集《深歌》《组歌》《歌集》《颂歌》《塔马里特短歌》《十四行诗》中的部分经典篇目，以及诗人*重要的代表作——《吉卜赛谣曲集》《诗人在纽约》的全部作品，以及长诗《致伊格纳西奥61桑切斯61梅西亚斯的挽歌》，全面反映了这位二十世纪西班牙诗坛*璀璨的明星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文学创作，主题涉及风景、人物、习俗等方方面面。本书是对这位诗人诗歌作品一次总括性的梳理，基本反映了诗人创作生涯从在民谣中吸收养分，探索内心世界和新的艺术领域如超现实主义，到立足现实的全貌。

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二七年一代”的重要代表。他出生于西班牙南部古城格拉纳达，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在音乐、诗歌、绘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早期诗歌和散文吸取民间养分，拥有广泛读者群，如《吉卜赛谣曲集》等。而后通过《诗人在纽约》和众多戏剧的创作开始表现出创新性。1936年他被佛朗哥政权枪杀。

赵振江，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翻译家。著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等；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达里奥、巴略霍、帕斯、加西亚·洛尔卡、马查多、希梅内斯、阿尔贝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的诗集共30余部，并与西班牙友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红楼梦》。曾获鲁迅文学翻译奖、陈子昂国际诗歌翻译奖、百年新诗贡献奖等奖项，并被西班牙国王授予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和“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被阿根廷总统授予“五月骑士勋章”，被智利总统授予“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等。

首次入选网格本的二十世纪西班牙当代诗歌经典

西班牙当代诗坛的一部神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的原则进行翻译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是中国外国文学的*高研究机构。一九七八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至二〇〇〇年完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之*，体现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高水平。

历经半个多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为网格图案，因而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网格本”问世几十年来，收到几代读者的喜爱，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堪称对新中国读者影响*大的外国文学丛书之一。

在中国读者阅读力持续增强的二十一世纪，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空前频繁的新时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值此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面世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谨向为本丛书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和热爱外国文学名著的广大读者致以崇高敬意！

在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诗坛，出现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诗人群体，这就是著名的“二七年一代”。其主要成员除了加西亚·洛尔卡之外，还有佩德罗·萨利纳斯（1891—1951）、豪尔赫·纪廉（1893—1984）、赫拉尔多·迭戈（1896—1987）、达马索·阿隆索（1898—1990）、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法埃尔·阿尔贝蒂（1902—1999）等。如今，这一代诗人的作品已成经典，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以加西亚·洛尔卡为*大，这当然与他的不幸遇害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他作品本身的魅力。

一

加西亚·洛尔卡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五日出生在格拉纳达的郊区小镇富恩特巴克罗斯，父亲是个开明而又有文化修养的庄园主，母亲是村里代课的小学教师，他从小就受到了多方面的艺术熏陶。然而当时的西班牙，也和一百年前的中国一样：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封建势力的束缚，宗教阴影的笼罩，统治集团的腐败，不仅使其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导致了它在与美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将海外*后的几块殖民地丧失殆尽。战争的失利使西班牙的知识界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批不满现实、追求变革的文学青年力图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学道路，唤起民众的觉醒。这同样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作家群体，史称“九八年一代”，又称“苦难的一代”。加西亚·洛尔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诞生的。

加西亚·洛尔卡出生的地区——安达卢西亚——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摇篮。人们所熟知的希梅内斯、马查多、阿莱克桑德雷、阿尔贝蒂、塞尔努达等都出生在安达卢西亚。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濒临地中海，隔直布罗陀海峡与摩洛哥相望。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一四九二年，塔尔特苏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西哥特人、阿拉伯人都在此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这里有丰富的文化融合的传统和基因。这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骄傲。安达卢西亚有三座城市*有特色：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格拉纳达有闻名遐迩的阿尔罕布拉宫，科尔多瓦有气势恢宏的大清真寺，塞维利亚有巍峨壮观的哥特式大教堂。这里有银装素裹的雪岭，有风光旖旎的海滩，洋洋洒洒的瓜达尔基维尔河流淌着神秘的故事，漫山遍野的橄榄林孕育着爱情的传说。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都浸透着无穷的魅力。

加西亚·洛尔卡出生的城市是一座极具特色的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阿尔罕布拉宫是它的标志。阿尔罕布拉宫如今是西班牙游客*多的景点，始建于十三世纪，矗立在格拉纳达东南的山梁上。它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气势恢宏，蔚为壮观。但应当指出的是，格拉纳达自从被天主教双王于一四九二年攻克以后，经济并没有得到发展。直至二十世纪初，还只是个仅有七万五千人口的小城，被称作“活着的废墟”。后来制糖业的兴起使那里的资产阶级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艺方面，都依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地方。这也是思想行为超前的加西亚·洛尔卡在自己的家乡惨遭杀害的原因之一。

与格拉纳达不同，加西亚·洛尔卡的出生地——富恩特巴克罗斯镇——却并不保守。这是距格拉纳达市十八公里的一个小镇。它是原“罗马丛林”庄园的核心。这个庄园占地一千五百公顷，原是西班牙王室的财产。一八一三年，抗法战争结束后，加的斯的王室成员将它赠给打败拿破仑军队的威灵顿（1769—1852）公爵。因此，当地居民曾属英国贵族管辖，信奉新教，具有自由、开放的传统。这种氛围对洛尔卡思想品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加西亚·洛尔卡的家庭也是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开明而又有文化修养的庄园主。为了培养子女成人，他情愿多花钱，也要送他们去教学较严谨、思想较自由的私立学校。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四个兄弟姊妹中居长，因此，他是在亲人们的呵护中长大的。尽管在他之前，家中无人上过大学，但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具有艺术天赋。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弹吉他、十二弦琴或钢琴，会讲故事、即席赋诗，熟悉民间歌谣。他的一个堂祖父（巴尔多梅罗）是家乡的流浪诗人，出版过一本宗教诗的小册子。虽然家里人将他看成一只“黑绵羊”，费德里科却很喜欢他。他的一个叔父能用钢琴演奏十分动听的乐曲。此外，加西亚家的人爱读书。他的父亲就买过一部精装插图本的《雨果全集》，这是费德里科*早的课外读物。诗人的母亲比父亲年轻十一岁，出身贫寒，顽强的毅力使她靠自学成为村里的小学教师。

加西亚·洛尔卡有超常的诗歌天赋，八岁时已能背诵百余首民谣。如果后来不致力于诗歌和戏剧创作，他或许会成为画家或音乐家，如同他的朋友达利和法雅那样。他于一九一四年入格拉纳达大学学习法律，后改学文学、绘画和音乐。加西亚·洛尔卡大约从十九岁开始写诗，同时写散文。由于其音乐老师安东尼奥·塞古拉去世，家庭又不同意他出国，便停止了音乐学习，但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意志却是不可动摇的。他于一九一九年赴马德里大学学习，在著名的大学生公寓结识了不少诗人和艺术家，并经常在公寓和马德里各地朗诵自己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一九二一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这是一本自选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未入选的作品是大量的。在这部诗集中，每一首诗都标有创作的年月。至于其他诗作，要确定其创作日期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往往同时穿插进行不同诗集的创作。例如，《组歌》《歌集》和《吉卜赛谣曲集》的创作就是穿插进行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他率领茅屋剧团在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一九三六年七月内战爆发，同年八月十九日（一说十八日）凌晨，法西斯分子杀害了这位如日中天的天才诗人和剧作家。

我们可以把洛尔卡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七年为第一个时期。在《诗集》之后，《深歌》《组歌》《歌集》和《吉卜赛谣曲集》的风格相近，传统的韵律和现代主义的影响并存，基本上是表现客观的诗歌体验，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是有节制的。《深歌》《组歌》和《歌集》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如此：诗人的感情世界是戴着面具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纯诗歌”不无关系。在这个时期，贡戈拉一直是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一九二七年年初，《吉卜赛谣曲集》的创作基本完成，它为洛尔卡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他对这部诗集的局限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在一片赞扬声中，他不无惋惜地告别了第一个时期，开始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创造。这是一种抒发苦闷、宣泄愤怒、表现困惑的自由体诗歌，是一种开放型的诗歌，它通向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个革新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为了克服情感和创作上的危机，他前往美国，《诗人在纽约》就是在那里创作的。后来又去了古巴、阿根廷和乌拉圭。经过这次革新之后，他的诗歌的象征色彩更浓了。《诗集》中闪烁的点点光辉已经化作五彩斑斓的世界。这是个大面积丰收的年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诗人自己也一直以此为骄傲。遗憾的是，诗人在世时，对这时期的许多作品未来得及做系统的整理。当然，可以肯定地说，《诗人在纽约》是他第二时期的*高成就。

从纽约回到西班牙之后的六年，洛尔卡将主要精力投入了戏剧创作，诗歌已不多产。主要诗集是《短歌》与《十四行诗》。这两本诗集以抒发个人的亲情为主，有较大的随意性，也有较强的情爱色彩。在此期间，诗人收拢了在纽约时张开的翅膀，重又回到传统的韵律上来，尽管没有摒弃自由诗的风格。或者可以说，这是前两个时期的概括和总结。伊格纳西奥之死，导致了二十世纪一首伟大挽歌的产生。它将《诗人在纽约》的先锋派风格与《吉卜赛谣曲集》及《深歌》的魔幻色彩融为一体。

洛尔卡诗歌的创作过程是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与其他“二七年一代”诗人相比，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无论就民族性还是就先锋性而言，他都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作品的民众性比西班牙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强。在社会诗歌的创作方面，他实际上比阿尔贝蒂还要早。

正当洛尔卡的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法西斯分子将他杀害了，这是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但洛尔卡并没有死，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了永生。

在短短十八年的文学生涯中，除了诗歌创作之外，加西亚·洛尔卡还创作了一部散文（游记散文《印象与风景》，1918）、十二个剧本和一个电影文学脚本。此外，还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创作了数以百计的素描，做了许多次学术讲座。他的主要剧作有《马里亚娜·皮内达》（1927）、《鞋匠的俏娘子》（1930）、《血的婚礼》（1933）、《叶尔玛》（1934）、《坐愁红颜老》（即《单身女子罗西达或花儿的语言》，1935）、《阿尔瓦之家》（1936）等。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分析洛尔卡的诗歌。至于他的剧作，当另作专论。在此要指出的是，洛尔卡的剧作与他的诗作具有类似的特点。因此，本文所阐明的观点，一般也适用于他的剧作。从题材上说，洛尔卡的剧作具有更鲜明的安达卢西亚特征。据笔者所知，在我国所介绍的多为社会性和现实性较强的作品，至于其先锋性突出的作品如《观众》，即使在西班牙，人们对它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很不够的。

二

洛尔卡的诗品和人品是一致的：深沉而狂热，平凡亦崇高，植根于传统又不受约束，贴近现实却难以捉摸。无论将他称作“诗魔”还是称作“诗仙”，都不为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西班牙当代诗坛的一部神话。

加西亚·洛尔卡既是超凡脱俗的，又是有血有肉的。他不仅像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而且十分敏感，这也是大多数诗人共有的气质。他父亲也像一般有文化的家长一样，不惜钱财，“望子成龙”。《印象与风景》就是父亲资助儿子出版的。然而看到儿子“不务正业”，没有固定的工作，父亲又放心不下。费德里科为了使家庭得到一点满足，曾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给豪尔赫·纪廉写了一封信，求他为自己在巴黎谋一个教师的职务。像安东尼奥·马查多、佩德罗·萨利纳斯、赫拉尔多·迭戈以及豪尔赫·纪廉一样，走讲师—教授的道路。谢天谢地！亏得他这条路没有走成。事实上，社会的不公正和生活的不稳定始终伴随着他。应当说，洛尔卡始终生活在生活的激流和心灵的冲突之中。诗歌使这种冲突得到了平息和升华。对他来说，诗歌就是生命，是精髓，是根，是他的天职。正是这份执着和虔诚，使他对诗歌的追求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在一九二六年写给纪廉的信中说：“我不吃，不喝，而且除了诗歌什么也不懂……”

当然，对洛尔卡来说，诗歌，并不是逃避现实的栖身之地，不是自我陶醉的象牙之塔，而是对大地的忠诚，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探索。洛尔卡的历史就是他诗歌的创作史，风格的更新史，思想的演变史。

作为人，他是一个纯真、热情、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天赋超群、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不乏艺术的多面手：圣胡安·德·拉·克鲁斯、贝克尔、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以及阿尔贝蒂等都会作画，然而像他那样将诗歌、戏剧、音乐、美术融会贯通起来的作家却是极为罕见的。他对贝多芬有透彻的理解；他不仅赋诗、编剧、作曲、绘画，有时还粉墨登场，并兼做舞台导演。他的朋友、著名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雅就说“他作为音乐家也会像诗人一样出色”。当他第一次在加泰罗尼亚与朋友们聚会时，首先演奏肖邦和拉威尔，然后是西班牙歌曲，又转为卡斯蒂利亚和加利西亚地区的民歌，*后是加泰罗尼亚民歌。他的音乐才能和非凡的记忆力令在场的朋友无不拍案叫绝。后来何塞·卡波内尔写道：“令我吃惊和惭愧的是，我们谁也不熟悉那些本乡本土的歌词。开始时我们大家合唱头一段，但*后就只剩下费德里科自己。”

洛尔卡对自己的天赋和西班牙当时不公正的社会所造成的职业的不稳定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决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戏剧界开拓新路的举动就是有力的说明。这种职业的不稳定后来虽有所缓和，但直到一九三三年都没有消失。一九三三年《血的婚礼》的发表才使他的成就和才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然而正如挫折未能削弱他的意志一样，成功也没有束缚他的手脚。

在二十年代的马德里，洛尔卡是享有很高的声誉的，但他活动的范围毕竟只限于当时的大学生公寓、具有文学沙龙性质的莱昂咖啡馆或《西方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当中。尽管这批年轻人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却使马德里成了欧洲艺术和思想界的大都会之一。当然，在他接触的人中也有一些是浮躁、浅薄和赶时髦的人。他们使马德里的文学界充斥着“说长道短”“指桑骂槐”“造谣诬陷”“拉帮结伙”等不良风气。这使得洛尔卡“厌恶到了可怕的程度”。一九二八年《吉卜赛谣曲集》的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却又使他经受了平生*大的压抑。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之一是他看到自己被当作“时髦诗人”来摆弄，人们肆意歪曲他的诗作，玷污其诗作的纯洁性。这无疑是他一九二九年前往纽约的重要原因。在《诗人在纽约》的《三个朋友的童话和轮子》中有这样的诗句——“扇子和掌声在泉旁饮水”。就是说，诗歌不过是手持扇子的太太们和浅薄而又愚蠢的读者们手中的玩意儿。

共和国的诞生使洛尔卡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否则，茅屋剧团是难以成立的。演出和讲座使他成了具有人民性的作家，无论在知识界还是全社会都有广泛的影响，平民和贵族都喜爱并敬重他。然而他的根是扎在共和派中间的。他对自己的天职和使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把时间消耗在无谓的消遣中。他在自己的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纨绔子弟的无聊生活。作品的成功和演员气质的性格使洛尔卡与朋友们的聚会变成名副其实的节日，然而表面的欢乐并不能掩饰他内心的苦闷。正如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所说：“他的形象的另一面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即高雅的费德里科的忧伤。在他青云直上的生涯中，人们很难猜想他的孤独和痛苦。”阿莱克桑德雷又说：“他的心灵并非盲目地快乐。他能享受宇宙间所有的快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如同所有伟大的诗人一样，并不快乐。那些只看到他像五彩缤纷的鸟儿一样生活的人并不了解他。”阿莱克桑德雷的话可谓经验之谈，真正的艺术品一般是很难在快乐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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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当代诗坛的一部神话

诗集（1918—1920）

深歌（1921）

组歌（1920—1923）

歌集（1921—1924）

吉卜赛谣曲集（1924—1927）

颂歌（1924—1929）

诗人在纽约（1929—1930）

塔马里特短歌（1931—1934）

致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1934）

十四行诗（选六）（1924—1936）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