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国家

本书是一部旨在对中国历史型态作出解释的社会学著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与理论”，提出了一个历史变迁理论；第二部分“东周历史的背景”，分析了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即西周时代的政治、社会、思想与经济背景，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有所讨论；第三部分“东周时期战争驱动的历史发展”，涵盖了自春秋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的历史，重点研究那些激发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市场关系与官僚制帝国的兴起或至少是使这些历史现象得以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因素与历史动力，同时探讨了秦的统一与“儒法国家”在西汉的肇始。第四部分“儒法国家和中国历史的基本型态”，基于之前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儒法国家如何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

在本书中，赵鼎新教授对公元前11世纪至清朝灭亡的中华帝制的历史进行了一项全新的讨论。这项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些可以解释“中国如何以及为何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一统下发展出官僚制帝国”的因素。随后，本书考察了在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吸收了儒家和法家两种哲学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宗教、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但是儒法体制却延存了两千多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韧性体制的存在，尽管中国从北宋时期开始就经济繁荣、技术先进，但是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在考察这一政治体制的本质时，赵鼎新教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中国历史，即强调结构性力量与社会机制在塑造历史动力方面的重要性。

作为一部历史社会学作品，《儒法国家》旨在阐述中国的历史型态是如何被给定历史时期中社会行动者们的意义性行为——而非某种单一的社会力量——所塑造，尽管这些行为要受到社会中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力量构成之格局的限制；并且，社会行动者们的行为也改变着这些社会力量本身。本书为中国历史的长期型态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引发了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持续性探讨。

赵鼎新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中文专著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2006）、《民主的限制》（2012）、《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2015）、《合法性的政治》（2017）以及《什么是社会学》（2021）。英文专著Power of Tiananmen （2001）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著作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著作奖。英文专著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2015）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著作奖。

译者简介

徐 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

巨 桐，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化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后兼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STS（科学、技术与社会）与经济社会学。

Q：本书提出了一种怎样的历史变迁理论？

A：我的历史变迁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竞争与竞争结果的制度化的辨证互动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这一理论基于两个前提：首先，人类有着强烈的为了主导权而发生竞争和冲突的倾向，无论竞争的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其次，人类竞争的手段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可能是其中几种的组合，抑或是它们的全部。

· 经济权力源自人类对增强他们获取、改造、分配与消费自然物的能力之欲求；

· 军事权力源自人类的地域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组织性防卫的需要；

· 意识形态权力源自人类为其生活与行动的意义和正当性进行申辩和标榜的需要；

· 政治权力源自人类的社会属性，以及为了确保统治与合作而形成集中强制性规则的需要。

由这四种社会权力资源所构成的各种格局，不仅差异化地型塑了不同的人类竞争结构，而且也致使不同的社会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不同的历史变迁型态。

Q：中国为何且如何由秦统一并发展出官僚制帝国？

A：东周末期，推崇绝对国家权力和把国家暴力合法化的法家思想成了盛行的政治哲学；军队被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商人无法将其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自公元前5世纪末，战争需求、法家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协同作用主导了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残酷的战争有利于促使国家在其组织和行动中变得更加工具理性化；法家所强制推行的战时法令，增强了国家驾驭贵族以及强夺豪取民间资源的能力；那些更有能力践行工具理性原则，更彻底地推行法家之“法制”的国家便更有可能在激烈的诸侯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正是这逐步坐大的国家权力，连同其他一些条件共同襄助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的霸业。

Q：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何以展现了如此强的韧性，能够长盛不衰绵延至19世纪？

A：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从秦朝速朽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为中国造就了一种四种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稳定关系的结晶——“儒法国家”，即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融为一体、军事力量受到强烈控制、经济力量被边缘化的统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皇室遵奉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皇权自身也受到儒家文官系统的制约；但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儒生都支持皇权统治，并为国家提供了择优选拔官员的来源，在被拣选成为各级官吏后，他们既用儒家道德，又用法家的法制和统治技术管理着整个国家。皇权与儒生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孕育了一个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来说是非常强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如此富有弹性和适应性，以至于历经无数挑战它还能顽强地存续下去，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

本书附八位全球顶级学者的书评，他们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展开讨论，赵鼎新亦撰文予以回应。

迈克尔61曼（Michael Man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金世杰（Jack A.Goldstone）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约翰61霍尔（John Hall）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乔纳森61赫恩（Jonathan Hearn）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

理查德61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社会学系教授

乔治61劳森（George Lawson）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

威廉61休厄尔（William Sewell）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国斌（R. Bin Wo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