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书成漫记(节选)
杨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是一家子,赵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本科时我修过他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还是那门课的课代表。但赵先生的课,我大都逃了,以至于毕业留校分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我都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本专业的这位退休的前辈。
忽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说起来我知道杨先生其人,还在赵先生之前,因刚上大学不久就买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一气读完。又翻过三联出的一个小册子,叫《雪泥集》,收入的是巴金与她通信的遗存。杨先生对巴金的崇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张爱玲的路数、风格,与巴金完全两样,杨先生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这是我很好奇的。
后来我忖度,多半还是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邹恬先生的缘故。杨先生虽在南京师范学院(后来的南师大)外文系任教,因在中央大学借读过两年,又长期是南大的“家属”,一直住在南大宿舍,和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熟,颇有一些,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赵先生。邹老师似乎是晚一辈的人中她最欣赏的一位,用她的话说,“很谈得来”。邹老师对她说起过几个学生论文的选题,所以她老早就知道,邹恬有个学生在研究张爱玲。我怀疑爱屋及乌,杨先生对邹老师的学生,多少也会另眼相看,至于我的选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有新鲜感,发表过“感想”的,说,这个好。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他们家只有这一处待客的地方,我归在杨先生名下,实因即使赵先生在场,与来客的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他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
后来我发现,若做出主、客场划分的话,这小客厅是杨先生的“主场”,赵先生的主场在外面。以地位论,赵先生是教授,杨先生退休时,只是一个未进入职称体系的“教员”,参加活动,主次分明。杨先生肯定不接受三从四德那一套,但家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大格局还是维持着的。即使在家中,赵先生的重要也一望而知,客厅里最显眼的一张大书桌就是他专用,杨先生并没有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似乎也“安于现状”。只是宾客闲聊起来,自然而然,就容易进入杨先生而非赵先生的节奏。
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显得兴奋,而且很容易就会进入赋诗的激昂状态,私下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要说也不自在,在私下场合,则非常之放松,且很是健谈,直到百岁高龄的现在,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亦不在话下。这里面固然有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被批的阴影,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性情如此。
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后者未尝不可从别的渠道获得(比如像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齐如山的《北平怀旧》《齐如山回忆录》等书),但面对面的闲聊更“原生态”,乃至杨先生聊旧时人事的态度、随意的品评,也是我觉得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