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内市场

书籍作者：郑永年	ISBN：9787213098727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连载状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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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日期：2021-02-14	发布日期：202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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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探索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当代演变，并以“制内市场”的总体框架来揭示中国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本书提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北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简介

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已经出版英文学术专著9部，包括《技术赋权》（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世界科技书局）、《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主编中文学术著作数十部，包括《中国模式》《保卫社会》《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和《贸易与理性》等。

黄彦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暨东亚系博士候选人，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分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2008）与历史系（2015），曾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编辑推荐

1.2020年8月24日，郑永年教授应邀出席在中南海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参与“十四五”规划编制的讨论并发言。此次座谈会足可见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研究的举足轻重地位，也因此被外界誉为“中南海九专家”之一。

2.郑永年教授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中国外交政策、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等，出版专著50余部。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他长年致力于中国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其扎实的实地调研基础、独特的海外视角使其学术研究成果既扎根于中国政治实际，又有超脱于中国固有政治经验的高度，其学术研究不仅在理论界和社会传播领域受到关注，而且在世界政治学领域和国内党政部门有较强影响力。

3.本书是郑永年教授数十年观察、研究中国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解释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模式，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

前言

导论

本研究试图重新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被西方严重误解，并且这种误解在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当中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困惑与冲突。因此，对一些概念进行彻底的重构，将有助于澄清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从而促进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决策。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考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虽然我们常常论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在方法论上，我们对问题的研究采取了实证的方法，即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现在又是如何运作的。

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欧洲和北美，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漫长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接触西方列强，中国学者逐渐接受了诸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标准”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并将其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然而，他们的解释始终存在问题和误导。2我们认为，要解释中国，必须基于由中国自身的经验提炼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就像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提出他们的概念和理论那样。

虽然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学者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提出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如此，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践行着不同形式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政治经济理论家和政策分析家而言，将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践经验概念化，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探索。而当代中国的转型历程已经超过30年，中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最大实验场。有鉴于此，这一努力将整体上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提供新视角，特别是为中国国家和经济的研究提供新视角，进而提高和深化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考虑到有关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这对于政策界而言尤其如此。

在这个时代，所有有关中国崛起的理论问题，都是激烈辩论的话题。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是个谜。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下意味着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吗？或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个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眼中长期效率低下的模式，却能够如此有效地应对经济危机？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困扰着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因为他们发现，很难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应用于中国。由此，许多国家都不确定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之前，制定有效的中国政策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写这本书有着双重动机：其一是求知的欲望，其二是政策考量。多年来，我们一直困惑于有关中国发展的两个相关的长期争论，即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长期争论。我们认为，理解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可能的未来，关键在于从理论上分析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思想与结构。由于这项任务的紧迫性，我们的这项研究展示了一种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演变为基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进行理论分析的尝试。

中国和市场经济

中西之间的首要争执，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不仅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的受益者，而且成为似乎拥有无限增长潜力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也引发了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其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NME），期限最长为15年，以期能在过渡期结束前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体。中国领导层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心。在世贸体系下，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被分为“市场经济体”（ME）或者“非市场经济体”。尽管俄罗斯在2002年就被美国认定为“市场经济体”，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场经济体”的阵营中。中国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后果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来计算最终出口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而通常会使用来自像印度这样的“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进行计算。这种运用“替代国”数据进行计算的做法，常常导致对中国出口企业不利的裁决和更高的反倾销税。在许多情况下，选择“替代国”是偏见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往往被各国当成一种便利的工具，以对付国内竞争对手施加的政治压力。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并改革其法律制度以来，中国放宽了经济体制，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大幅增加，自由贸易出现空前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事关国际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销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不难理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许多年里，中国领导人在与欧美领导人会面时，总会敦促他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从西方的角度看，由于中国还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因此它还不应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3在中国，国家仍然是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威，市场在很多领域依然未能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护的产权、过时的劳工制度、对金融体系的持续控制、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国采取的所有这些形式的控制和监管都抑制了企业活动，阻滞了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引发了海外观察家之间的持久争论，并且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显著标志。的确，中国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和覆盖范围，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也正是由于这一庞大部门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被贴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即由国家开展商业经济活动，但却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时常招致海外的审查和国内的批评。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上海办公室主任的华强（Jonathan Woetzel）在2008年的一份麦肯锡报告中写道：

多年来，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有人持怀疑眼光看待这些渗透者。例如，中国铝业公司近期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力拓股份，这笔交易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计划收购澳大利亚资源的担忧。还有人将国有企业视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打手：它没有私营企业的聪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这些人认为，国企虽然是失败的经济实验的遗物，但它仍然主导着国民经济，控制着自然资源、公用事业和许多其他重要的部门。国企的实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其与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其伙伴和竞争对手不得不停下脚步。

尽管国内外许多人都积极敦促中国进行大规模且系统性的民营化举措，从而大幅缩减国有部门，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国有企业一直在履行私营企业无法承担的许多关键职能。例如，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来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平衡被视为贪婪的私营企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利用它们来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被指责在履行这些职能的同时，也存在着经济效率相对低下、过度扩张和政治利己主义的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中国是否应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西方未能达成共识。欧美世界就这一问题辩论了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从战略角度来看，有些人认为，虽然中国尚未成为“自由市场”，但是通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方能够对中国展现出一种欢迎的姿态，希望中国向更加自由和繁荣的正确方向迈进。西方需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强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在中国内外，那些认为中国应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数战略经济部门（如银行、电信、交通和能源，这些部门的国有化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体里也是常态）中拥有主导权外，中国绝大多数其他行业都充满竞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且利润微薄。第二，中国的民营化是渐进式的。彻底的民营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的发展。第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阻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促进了西方财富的增长，而中国的出口行业也由于自由贸易而欣欣向荣。换言之，自由贸易使社会6变得更好，而保护主义则使其更加糟糕。第四，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不仅荒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歧视性。西方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而愿意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双重标准。

在那些支持和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观点背后，不难发现相似的逻辑——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中国将变得“更像我们”。亲中派认为，更自由的中国政策将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反中派则认为，更强硬的中国政策将迫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事实上，中国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转型经济体，或处于转型期的半市场经济体。

在加入WTO近20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状态转变为资本剩余状态，其资本力量已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尽管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已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对国家资本的性质提出质疑。例如，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试图说服11个太平洋国家加入“新一代”的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当时TPP成功缔结，这将是自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最为重要的贸易倡议，因为它将把最大经济体中的两员（美国和日本）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40%的阵营。TPP排除了中国，但却包括了越南，这是一个刻意的举动。事实上，TPP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再平衡”。外界预计，中国可能会被迫进行经济改革，以便在晚些时候加入TPP。和之前一样，西方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人们可以预测，只要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效仿西方，这样的博弈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因此，对于学术界而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这一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7分歧在于这一转型将会有多彻底。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计划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但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其一，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和决策者理解市场经济的方式一样吗？其二，中国的市场是否正在变得与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类似？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放入 “大分流”的争论中，我们就能进一步质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和西方最终是否会殊途同归？

从经验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中国不会变成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市场经济体。例如，尽管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近2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文件，国有企业的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证。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我们将继续误解中国。

从边缘成长起来的市场：1978—1994年

20世纪80年代初，在刚刚开放的市场中，大多数新的市场行为者都处在旧秩序的统治不那么显著的边缘地带，比如失业的回城知青、获释的劳改犯，以及为了生存而拼命兜售半合法商品的小贩。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80年代的基层创业之路，既是国家逐渐放松控制的产物，也是原有体制中蛰伏的边缘人在社会主义社会边缘重建市场—国家关系的产物。随着中央政府领导的改革在关键的城市部门取得实际进展，这些新生的经济力量更多的是对现有秩序的补充而非颠覆。这些人的故事确实非同凡响：他们能够对任何微小的政策变化都采取快速的反应，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战国家。一旦越过了政治红线，他们就注定失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讨论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位叫年广久的企业家和一个叫大邱庄的村庄。在第一个案例中，一位边缘企业家抓住了旧秩序消亡后的商业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市场化的先驱，他的案例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力量，从而为他赢得了国家对有利于市场化发展的及时干预。在第二个案例中，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带领一批农村企业度过了它们的鼎盛时期，但当他越过市场领域的红线，进入政治和国家法律的危险领域时，他就声名扫地。我们对这些案例的讨论也将阐明，这条红线是动态的、政治化的，而不是由法律来严格界定的。当由主导的政治力量领导的强大国家准备从市场撤退时，即使是最小的草根企业家也可以在市场改革中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的“傻子瓜子”热潮

安徽芜湖市的年广久被称为中国最具启发性的草根企业家，他是一个从旧秩序的边缘地带自下而上出现的企业家精神的典型案例。年广久是一个街头小贩的儿子，当他还是父亲帮手的时候，就学会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20世纪60年代，他在旧秩序的边缘地带从事各种行当，如卖水果和长途叫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做私人生意既不光彩也不安全。在此期间，他因为投机倒把或挑战国家的贸易垄断而被判入狱一年。15年广久不识字，也没有单位，因此他几乎毫无选择，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释后，只能继续他的地下商贩生涯。这次他选择了卖烤瓜子，这是中国南方最受欢迎的家庭小吃。他的行当生存条件极其艰苦，晚上烤瓜子，白天和当地干部“玩捉迷藏的游戏”。

年广久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艰苦的躲藏岁月不仅提高了他作为一名瓜子烘焙师的技能，也锻炼了他作为一名小企业主的商业头脑。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技能和敏锐度：国家垄断了小吃的生产和分配，而且当地的国营工厂只生产又咸又差的瓜子，潜在的顾客一直渴望买到一种物美价廉的瓜子，以供节日和日常消费。因此，当改革派放松了国家对商贩的严格控制时，年广久就处在了有利的地位，可以把生意扩展到家乡以外，并迅速进入上海等主要市场。1982年春节期间，年广久的瓜子仅在上海市场就卖出了数百吨；面对排起了长队的顾客，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为每位顾客设定500克的限定配额。

年广久非凡的成功很快带来了麻烦。为了满足上海和其他城市市场的需求，他不得不购买其他品牌的瓜子，并把它们包装成“傻子瓜子”出售。但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发现了区别，转而反对年广久。紧随各大日报批判年广久的脚步，芜湖市商业局迅速介入，发现了年广久在产品上贴虚假标签、逃税4.3万元、“非法”雇用7名以上工人的证据——对中国的个体户来说，这些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在取得巨大成功后，年广久失宠了。

但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这名小贩。由于国内甚至国际新闻都报道了他的事迹，年广久成了某种非自愿的全国市场代言人，从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风向标。因此，甚至在1984年3月他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写信，倾诉对党的忠诚、宣誓执行党的路线之前，年广久就已经在最高领导层的演讲中被多次点名，每次都同时夹杂着对他的赞许和批评：赞许他在商业上的成功；批评他的非法行为，尤其是超额雇用。但最终，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向他伸出了援手。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提到了“傻子瓜子”的故事：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放放看”的及时建议，立刻为年广久提供了一个破例，让其得以继续他的瓜子生意。这一次，年广久决定加入芜湖的两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他再次冒着巨大的商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搞起了一次有奖销售。他将每包瓜子的单价提高了10分钱，并承诺将在几百万包瓜子中提供15万份的奖励。两周内，瓜子的总销量攀升至230万包。但是，暴风雨随后就来临了。太多的商家企业争先恐后地提供有奖销售，随之而来的市场混乱引起了国家工商总局的警觉，发布了《禁止借有奖销售为名推销残次商品》文件，突然禁止了所有的有奖销售。年广久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不足30万元，却由此遭受了63万元的巨大损失。

在这场致命的危机之后，年广久被卷入了与区政府任命的副局长们的冲突中，这些副局长们随后在当地寻求法律手段来取缔他的生意。1989年9月，年广久再次被当地法院调查并定罪，这次不是因为他在商业上“投机倒把”（在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后，其性质已经变得比较模糊了），而是因为他的道德问题。年广久因婚外情、重婚、私生子而被判流氓罪。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年广久不服法庭的判决，担心当地会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迫害，于是再次诉诸最高层。最后他的申诉信迂回曲折地到了邓小平手里。年广久的申诉信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邓小平已经开始扭转1989年后的经济紧缩。由于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的名头，最高领导人再次回应了他。1992年1月，在邓小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视察南方期间，这位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提到了年广久的名字，从而帮助了这位“第一商贩”：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保护年广久的核心理由不是关于合法性或道德，而是关于整体政治得失的考量。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个体户，年广久完全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些党必须在原则问题上认真对待的商业大亨和大地主。此外，对年广久的支持发生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当时邓小平正准备启动他著名的南方视察，这是一次政治之旅，最终为全面的经济改革扫清了障碍。面对某些地方的强烈抵制，国家需要通过稳定数千万个体户的期望来维持改革。因此，邓小平的评论不是围绕这些市场行为者的商业成功，而是市场改革的总体方向，这远远超出了小型市场行为者的命运。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观察。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年广久不再是当地干部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但随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扩张的新阶段，他的经济财富最终随着不断发展的市场而减少。年广久对市场化的最大贡献显然仅限于第一波市场化。虽然他的一个儿子是一位更有能力的经理，“傻子瓜子”也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知名品牌，但是生意的规模仍然不大，生产基地仅限于芜湖。在瓜子生意如常经营的同时，“傻子瓜子”的企业也逐渐失去了作为国家象征的作用，因为它的相对分量和重要性都在下降。具有意味的是，这也是 “傻子瓜子”和年广久一开始就得到上层保护的原因：公司的规模小，保证了它的代表性和可控性。

对数百万与年广久一样的人来说，邓小平的支持至关重要。与年广久一样，这些草根企业家大多来自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边缘地带和农村贫困地区，几乎没有机会进入国有企业。对这些人来说，创业是一种选择，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在年广久和第一代草根企业家迅速崛起之后，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家的数量急剧上升。在今天的中国，有多达4500万的个体户，另外还有1200万的小型私营企业。这些私营企业大多比年广久早期的瓜子生意规模来得小。

当个体户创业成为最普遍的致富途径时，“万元户”（即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家庭的净财富为1万元）成为最常见、最光荣的新贵头衔。而个体户这一早期致富竞赛的引领者，不再与后来的新富阶层一脉相承。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当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进入下一个阶段时，早期成为“万元户”的大多数人的财富都停滞不前，或以更慢的速度增长。这个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个体户通常只有很少的机会能够获得技术和资本，而且大多只针对当地市场。尽管有些草根企业家成功地让自己的企业继续成长，并在今天依然位列最富有的人群行列，但他们是例外，而不是常态。23回顾过去，个体户创业在中国是第一个生动的、也是最持久的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模式，但作为一种常规，它并没有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最强大的创业和市场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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