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间谍

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荣休教授弗兰克·克洛斯以战前的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为背景，追溯了英国核计划中的重要人物鲁道夫·派尔斯如何将福克斯带入他的家庭和实验室，最终却遭到背叛的故事。克洛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福克斯在伯明翰、洛斯阿拉莫斯、哈韦尔的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起步、高潮和结束。福克斯的政治理念与处境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他与派尔斯夫妇等人的温情关系，又将他的表面生活与间谍身份剥离开来；同时，各国情报机构的角力从外部促成了福克斯内心的转变，映射出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

[英]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荣休教授和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物理学荣休研究员。曾任哈韦尔的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理论物理学部门负责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副主席、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传播与公众教育部门负责人。1996年，因“对公众理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英国物理学会凯尔文奖章；2000年，因“为研究和公众理解科学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2013年，因“卓越的科学传播”而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迈克尔·法拉第奖。
朱邦芊，专职译者。中文译著有《恐惧与自由》《最后的十字军东征》《帝国边缘》等；英文译著《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A Social History of Middle-Period China: The Song, Liao, Western Xia and Jin Dynasties）已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致谢

六年前，潜心研究英国原子弹和氢弹史、时年97岁却仍然精神矍铄的历史学者洛娜·阿诺德（Lorna Arnold），把她与原子弹间谍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接触的亲身经历向我和盘托出。她坚持认为，福克斯作为科学家的重要性有待根据（当时）最新解密的安全文件来评价，更不用说他的私德了。在她看来，他是个可敬的人——这种形容与公众对此人的普遍看法截然相反，而流行的观点认为，此人曾是“国家有史以来最危险的间谍”。
洛娜的评价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我还是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系的一名研究生时，鲁道夫·派尔斯（Rudolf Peierls）是系主任。因属国家机密，我们对这位原子弹之父在1940年扮演了怎样非凡的角色一无所知，但知道他的助理是克劳斯·福克斯，而福克斯这个和派尔斯一样逃离纳粹的难民，就寄住在这位“教授”和其妻子吉尼亚（Genia）的家里。派尔斯夫妇对福克斯几乎就像“对儿子一样”，结果却眼见他两面三刀，背叛了自己的归化国、专业同行，以及这对夫妇。我曾向派尔斯夫妇问起过福克斯，吉尼亚形容他是自己认识的最可敬的人之一。这种说法让我大吃一惊。
洛娜·阿诺德对吉尼亚·派尔斯证言的赞同，启发了我的调查研究，促使我最终撰写了这本书。我很感谢格雷厄姆·法梅洛（Graham Farmelo）指点我去见洛娜，洛娜和格雷厄姆两人关于英国在原子弹方面早期工作的历史和政治的多次谈话让我受益匪浅，还很感谢格雷厄姆阅读了本书关于那部分内容的一些初期草稿。洛娜在本书完稿之前就去世了，令人不胜唏嘘。
福克斯的两部个人传记在他的英国机密文件公之于世之前便已出版了，在我研究期间，又有三本书面世，它们至少与克劳斯·福克斯有部分关联。我要感谢诺曼·莫斯（Norman Moss）、理查德·查德韦尔·威廉斯（Richard Chadwell Williams）、托尼·珀西（Tony Percy）、迈克·罗西特（Mike Rossiter），以及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这几位作者关于各自对克劳斯·福克斯的研究的讨论。我还要对加比·格罗斯（Gaby Gross，派尔斯长女）对福克斯的个人回忆，以及乔·胡克韦（Jo Hookway，派尔斯幼女）表示谢意。乔给我看了她父亲对诺曼·莫斯传记的注释，与我分享了她对父母的很多回忆，还允许我查看了一些家族文献。萨拜因·李（Sabine Lee）编辑整理过派尔斯的著作，她慷慨地与我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并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给我看了他从前的学生蒂莫西·吉布斯（Timothy Gibbs）的学位论文，其中涉及克劳斯·福克斯事件。这是有关福克斯间谍活动及其政治影响的最完整的文献。我要感谢安德鲁教授让我见到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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