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者是谁

《来者是谁：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的东方人形象》为读者呈现了一类鲜为人知的东方人图像，散见于13-14世纪的欧洲绘画中。这些图像由何而来，又体现了“谁”的形象？书中通过5个独立又彼此相关的个案研究，围绕两幅编年史插图、两组修道院议会厅壁画、两个传统基督教主题，分析图像的流传轨迹与生成机制，深入欧洲古代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看见东西方跨文化相遇与碰撞的过程中，古人的记忆、情感与想象。

丛书主编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复兴艺术史学者，跨文化艺术史家。兼任国务院学位办第八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哈佛大学艺术史系高访学者，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专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译著《宗教艺术论》《拉斐尔的异象灵见》等。主编《跨文化美术史年鉴》《明日·艺术史文库》《达·芬奇全集》等丛书；论文和著作获第七、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二十九届“金牛杯”美术图书奖金奖。

著者

郑伊看，福建福州人。201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博士学位，201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CEHTA），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从事西方美术史研究，近年主要致力于13—18世纪跨文化交流研究。

20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中世纪—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东方源流问题。其中，欧洲艺术中的东方人形象曾获得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围绕此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近年来，在全球艺术史和跨文化艺术史的视野下，新材料和新问题不断涌现。本书从新的角度和思路出发重新讨论这个老话题，并填补这一尚存空缺的研究领域。作者通过对历史和图像的细腻考察与分析，呈现主流艺术史叙事之外隐蔽的历史切面。

这项研究出于一次偶然的看画经历。2012年，我在巴黎度过了一段时间，经常徘徊在卢浮宫的“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厅。这里的参观者寥寥无几，可以避开人群，安静地与这些古画“对视”。有一次，我注意到一幅14世纪那不勒斯的《耶稣受难》。它并不是名家的作品，甚至连画家的名字也无从考证，关键人物耶稣和两位盗贼面部的涂层已经变得斑斑驳驳，但在构图和细节上却颇有新意。我突然看到，在画面中心，一位“东方小人’正面对着我，他与几位罗马士兵围坐在一块向前突出的岩石平台上，身下垫着一块织金的红地毯，膝盖上铺着耶稣的里衣。后来我意识到，这个细节表现的是福音书里“罗马士兵争夺耶稣里衣”的情节，而这个“东方小人”画的是一位鞑靼人。可为什么要在传统主题“耶稣受难”中表现一个东方面孔？为什么他被描绘在画面中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我，在试图解答它们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在与东方往来密切的那不勒斯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幅带有“鞑靼人形象”的《耶稣受难》。
　　带着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我回到了北京。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是李军教授。当时老师关注文艺复兴艺术的东方渊源问题已有多年，并开设了一门“跨文化与跨学科美术研究”的新课程。这门课令我获益良多，课上李老师还推荐我们阅读了20世纪初东方学者苏里埃、布兹拿、田中英道等学者的著作，并慷慨地将他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扫描的文章资料分享给所有同学。这门课要求完成一篇论文，我便将之前对这幅《耶稣受难》的想法整合为一篇小文章，算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那时，我已经有意将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但思路仍然局限在“士兵分耶稣里衣”的图式传统中，便与老师商量。李老师的研究思路极其开阔，平日里与学生们交流时总能一语中的，提出富有远见的建议。他指出博士论文选题范围不宜过窄，认为我应该尝试讨论一个现象，并建议论文能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20世纪以来学者对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东方影响”问题的讨论，第二部分再做3-4个案例研究。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大问题，其中涉及的不只是“耶稣受难”的题材，还是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建立的“蒙古和平时期”（Pax Mongolica）背景下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艺术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能在绘画中看到东方的面孔，在文艺复兴画家的作品中还出现了东方图案与东方文字。自19世纪末起，在主流的艺术史话语之外，在国际学界断续存在对14世纪意大利乃至欧洲绘画中的“鞑靼人形象”问题的讨论。这些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被暂时回答后，今天已经很少再被人提起。如老师所建议的，在进一步研究“鞑靼人形象”之前，对于这一段研究史的梳理和重审是不可回避的。2014年，我在美院的博士论文基本成型，但在第二部分只完成了两个案例，对于老师最初的期望，实在有些“虎头蛇尾”了！不过，“鞑靼人形象”研究在当前的艺术史研究中相当小众，可参考的图像和文献资料并不多，那时我心里十分渴望能够再次去欧洲实地考察、搜集材料。
　　很幸运地，同年我顺利申请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下属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中心（CEHTA），跟随乔万尼·卡雷利（Giovanni Carerri）先生攻读博士，他在2013年刚刚出版了一本新著《倦钝的祖先——西斯廷礼拜堂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形象》（La Torpeur des Ancetres．Juifs et chretiens dans la chapelle Sixtine），我最初猜想，或许是因此他才对我的选题“鞑靼人形象”感兴趣，毕竟这个主题对于正统艺术史研究而言太过边缘了。不过后来我发现，乔万尼先生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对于各种稀奇古怪、常规之外的图像格外感兴趣。他待人十分耐心，极富同理心，给予我许多建议与鼓励，每次与他讨论论文，都会额外获得心灵上的疗愈。
　　在法国读博的四年生活平静而充实，平日在艺术史研究所图书馆（INHA）里查阅资料，参加研讨课。假期便可以跑去意大利考察，有时在某个小镇教堂或博物馆中意外地发现了鞑靼人的图像，会让我快乐上好一阵子。同时，我开始对收集到的图像进行基础的分类。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要将西欧绘画中的“鞑靼人形象”的问题解释清楚，除了讨论东方图式的源流问题，更需要考虑他们是如何被当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