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互动的艺术：霍华德·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

霍华德·贝克尔是美国艺术社会学领域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了艺术界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本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艺术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切入，深入探析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渊源，具体内涵和学术意义，并且将其置于与西美尔、丹托、迪基、卢卡奇、戈德曼、布尔迪厄等的比较中，呈现出他注重集体互动的理论特质，并且总结其优长与缺陷，由此讨论它对中国艺术社会学的重要意义。

卢文超，男，山东泰安人，哲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中华美学学会青年美学学术委员会理事等。曾赴美国西北大学访学。

研究领域为艺术社会学、艺术理论与美学理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英美文艺社会学思想研究”等国家级课题多项，译著有《艺术界》《创造乡村音乐》等多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艺术学理论》等全文转载十余篇次，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类奖项多次。

谁是贝克尔？在社会学领域，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和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话题非常广泛。在教育社会学领域，他著有《白衣男孩——医学院的学生文化》《力争上游：大学生活的学术一面》；在越轨社会学领域，他著有《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方法领域，他著有《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与技巧——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社会学家的窍门：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讲述社会》《莫扎特如何？谋杀如何？》《证据》等。

尽管贝克尔的研究话题非常广泛，但却并不零碎散漫，而是围绕一个中心思想。他正如以赛亚·伯林提出的“刺猬型”学者：“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成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2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如果齐美尔读到贝克尔

——序《作为互动的艺术》 刘东 早就应允了这篇序文，心里也记挂着这档子事。可实在是不凑巧，真等事到临头该要交稿了，偏又埋头在新书的写作中。——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算是挣扎着分心出来，也还是不敢太过于恋战，否则再回过神去就太费力了，那就仅限于主要讲几层意思吧。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既然挑明了来做“艺术社会学”，那它首先就得是一门“社会学”。这还真不是什么“同义语反复”，因为在我老师给出的“描述性定义”中，作为“美学”第三部分的“艺术社会学”，曾经只下设了“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也正是为了更新这种观念，我才在另一篇序文中写到：“既然这种研究方法名曰‘艺术社会学’，那么‘艺术’对它就只是个形容性的‘定语’，所以这种学问的基本知识形态，就不再表现为以往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或艺术历史——那些还可以被归到‘艺术学’名下——而毋宁是严格意义上的、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社会学’。”（刘东：《“艺术与社会译丛”总序》）

当然也可以说，我在多年前所给出的这种限定，也是从自己当时的“求知欲”出发的。这种知识的饥渴意味着，相对于这种作为“社会学”的艺术社会学，那类作为“批判理论”、“文化分析”的艺术社会学，尽管从广义上说，当然也可以属于艺术社会学的德国学派、或法国学派，然而它对当时的国内学界而言，毕竟还是要相对熟悉一些，或曰新鲜感少一些。——正因为这样，我当时还是希望听到和看到，有谁能在这方面“雄鸡一唱天下白”，把以往对于“艺术”现象的种种猜想，全都落实为社会学的实地调查。

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然而根据自己此后的阅读感受，即使属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社会学了，也就是说，不再只是在讨论“艺术学”视域中的社会向度，而是在讨论“社会学”视域中的艺术活动了，由此提出的报告也不见得都有意思。在这方面，最可能败坏我们胃口的在于，对于一位职业的社会学家而言，他往往本能地就会趋于本学科的“还原”。这就好比，如果只从精神分析的学科入手，就算弗洛伊德也自有他的根据，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只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其他“恋母情结”的冲动或呓语，才可以借助于莎士比亚的那支妙笔，变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只在学科上专注于“社会学化”，那就可能只是为了符合“政治正确”，而故意要去撰写艺术的“老百姓史”，不再在意艺术本身的感性深度了；而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又会出现哈罗德·布鲁姆的反弹，要来强调《西方正典》的不可替代性。事实上，在原本就很有限的人类进程中，由于教育的成本也只能是有限的，也就致使在历史上只能有少部分人，才可能达到较为高超的艺术水准，就算我们承认这肯定不够“公平”也罢。可无论如何，如果有一位“不顾其余”的社会学家，他本身就缺乏足够的艺术素养，也弄不清“死白男”跟“活黑女”的区别，而只把它当成可以随机选择、任意置换的对象，那就很难符合韦伯对于“理解社会学”的要求了，而更像是随意地“闯入”了哪个人类学部落，只能靠翻译来勉强听懂几句土著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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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界》，[美] 霍华德·S.贝克尔著，卢文超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再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三句话是，就算也存在着上述那类问题，然而贝克尔本人的《艺术界》，就主要侧面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具体而言，这本书之所以是“很不错的”，是因其确实带来了一些新东西，而并非只是抛弃了一些旧观念，而且这样的新东西，还正好足以见出社会学之所长。这里为了行文的简明快捷，不妨直接引述卢文超的概括：“贝克尔使用‘艺术→社会学’的炼金术，化个体为集体，将艺术家转变成了艺术界；化客体为进程，将艺术品转变成了人做的选择；化美学为组织，将美学问题转变成了组织机构问题。这都使社会学在探讨艺术时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说，前者是形而上的美学层面，它关注的是个体、客体和美学；后者是经验的社会学层面，它关注的是集体、进程和组织。”（卢文超：《作为互动的艺术：霍华德·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即将出版。）这样一来，作者也就从社会学的独特角度，特别是从“社会互动”的齐美尔视角，揭示出了不少艺术活动的潜在奥秘。而在以往，这类暗中支撑这此种活动的奥秘，虽然并非艺术家们真的搞不懂，否则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成功了，可他们又觉得这种不够高雅的套路，只属于“不足与外人道”的潜规则，也就仅限于“鸳鸯绣了给人看”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的这一番社会学努力，也就满足了我本人的“求知欲”，总算是又听到“雄鸡一唱天下白”了。

再接下来，我要说的第四句话则是，即使有了贝克尔的这本《艺术界》、又有了卢文超正在协助我编集的、那一套《艺术与社会译丛》，乃至于，还更有了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仍不可能对于艺术“无所不知”。众所周知，“艺术”的概念是直到十八世纪，才相对地确定下了它的“所指”，而中国人更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才取道于日本引进了这个外来语。不过，即使舶来了“艺术”这个词汇，可这个“能指”究竟在指称什么，我们仍然不敢去一口咬定；乃至于，它还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仍作为一种自有漂浮的生活形式，在不断变换着自身的游戏规则。在我看来，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变幻中，也有由“艺术理解”本身造成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一味把“艺术家”奉为“天才”，而据说这种“天才”的唯一特征，又只在于打破规则和创造规则，那么，这些人哪怕只为了表现自己的“天才”，也非要把“艺术”推向最让人瞠目结舌、从而也最难以定义的方向了。就此而言，如果贝克尔的这本《艺术界》，还算是在在发挥社会学的学科之所长，来叙述作为“社会互动”的艺术活动，那么，丹托的那篇同名的《艺术界》，还有迪基的那本《艺术圈》，乃至于迪弗的那本《艺术之名》，也无非就是在艺术家的步步紧逼中，采取了防不胜防、溃不成军的姿态，而终于把自己的理论本身也“虚无化”了。

好了，讲完这些基本判定之后，还需要再跟着补充一句，即使尚未出现这种恶性的肿瘤，那毕竟只是当代西方的特有病灶，我们还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理解“艺术”。知性原本就有它自身的问题，那就是在界面干净利落的同时，又难免切割得支离而变形。这样一来，既然我们又不得不调动知性，以期从理论的层面来了解“艺术”，它就更要“横看成岭侧成峰”地，简直像摆到了面前的“自在之物”了。正因此，尽管我并不打算像我老师那样，把“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全都给归并给了自己的美学学科，（参见李泽厚：《美学的对象和范围》）却仍相信如果光依靠传统的“美的哲学”，在“艺术”理解上肯定是要“挂一漏万”的。也正因此，我其实更主张为此生出“千方百计”来，也就是说，不光是传统的哲学、艺术形态学，就是当代的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更加前卫的脑科学、生理学，乃至往往遭人诟病的政治学、经济学，都可以在各自的学科名称之前，再加上一个作为定语的“艺术”，如此方能对“艺术”多增添几分了解。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读了哪本艺术社会学的著作，我们仍然觉得它不够解渴，至少觉得它不够全面，甚至读了哪本艺术经济学、艺术政治学的著作，还会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乃至于义愤填膺、悲从中来，不过再转念想想，那些也都可以算得上“知识进步”吧？——毕竟将它们全都给叠加起来，才能帮我们去逼近那个“自在之物”。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文超在从我攻读博士期间，也听从了我在病榻上的建议，选择了以贝克尔作为入门的途径，来展开艺术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正好迎合了当今学术界之急需，有助于去理解这一个“自在之物”。在我看来，中国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正常地开展，其中相当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大学未能向学生们，提供广泛而充足的通识教育，而由此就使后来以社会学为业的人，往往不能获得必备的艺术素养。——可无论如何，卢文超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生，自从选定了艺术社会学的方向，就一直坚持到社会学系去旁听，而在此后，又趁着到西北大学访学的机会，不仅有幸从游于贝克尔的弟子，还更专门飞过去亲炙于贝克尔，并且在回国后翻译了他的代表作，所以凡此种种也都导致了，至少他眼下就此做出的一手介绍，便显得更加原汁原味、也更能同情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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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译林出版社出版）

博士毕业以后，文超旋即任教于东南大学，且专门以艺术社会学为志业，于是也就对贝克尔学说的效应，足以做出更多的展望与连接了。正因为这样，我这次重读时才欣喜地发现，他已大大拓展了学位论文的规模，不光是不再去盲从和迷信贝克尔，而随时都敢于提出自己的评论，还更能在纵向与横向的研究中，把贝克尔的“集体行动”理论，对比于齐美尔、丹托、迪基和布迪厄的理论。——这些知识发展都至少说明了，他眼下在艺术社会学的领域，已越来越像一位专业的人士了。

不过，既然是说到了自家弟子，我还是要再提出更高的要求。虽说这只是一本“处女作”，可如果比起我当年的“处女作”来，他这本书还是太过按部就班了，换句话说，还是未能在一开始“炼意”方面，就显出更高的“才、学、识”来。打个比方，其实卢文超已经在这本书中，提到了齐美尔思想的“美国之旅”，而且，也正是他的“社会互动”理论，才在芝加哥那边激发出了贝克尔，然而后者对于艺术的研究结论，偏又在明里暗里地提示着，不应有齐美尔那样的美学偏爱。无巧不巧，文超后来在清华又有位师妹，是要专门研究齐美尔美学的，而我也在指导她的学位论文时，多次指出过这种吊诡的现象，并把它形容为一种“飞去来器”，可惜她后来并没能落实这一点。这一次，我们可以从文超的书中得知，他已就此看得比她清楚多了。——然而，如果从“炼意”的更高要求出发，既然都已经想到了这里，要是再让我来构思一本书，我可不愿意就这么老实巴交，而会干脆去对付这个“飞去来器”，也就是说，我会在更大胆飞扬的想象中，去设想一本《如果齐美尔读到贝克尔》，代替他去思考是要全盘接受呢，还是彻底反驳贝克尔，而且更可能的是，他也可能会更加富有创意地，把原属于自己的两个侧面，再给有机地结合与升华起来，从而以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形态，来兼顾社会层面中的美学向度，以避免我在“第二句话”中所说的乏味。

这当然就更有难度、更有风险，所以既更可能成功、也更容易失败了。不过也唯有这样，才能写出更高超的学术水平，以便把自己卓有成效的运思，再反馈到世界学术的中心去，也就是说，不光讲述自己读懂了别人什么，还更要求别人来读懂自己又讲了什么。——好吧，权且就把这句话当作结语，来向卢文超、乃至这个领域的其他“后浪”，提出终究能超越“前浪”的期望吧！

导论 当艺术与社会学相遇

上编

社会学之眼看艺术：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论要义

第一章 从艺术家的个体性到集体性

第二章 符号互动视角中的艺术

第三章 标签理论：从越轨到艺术

第四章 美学问题的社会性质

第五章 艺术社会学炼金术及其社会批判意义

下编

从艺术哲学到艺术社会学：以贝克尔为中心的比较

第六章 对于艺术的美学与社会学理解：西美尔和贝克尔之学术关系

第七章 艺术哲学的社会学转向：丹托、迪基与贝克尔的艺术界

第八章 “艺术-社会”学与“艺术-社会学”：贝克尔与传统艺术社会学的比较

第九章 是一场什么游戏：布尔迪厄的文学场与贝克尔的艺术界之比较

结语 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及其中国意义

附录1 社会学和艺术：霍华德·贝克尔专访

附录2 论艺术作品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