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杜鹃

书籍作者：尼克·戴维斯	ISBN：9787301331965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连载状态：全集
电子书格式：pdf,txt,epub,mobi,azw3	下载次数：3711
创建日期：2023-04-29	发布日期：2023-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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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杜鹃（俗名“布谷鸟”）是闻名世界的“报春鸟”，长期受人喜爱，但一般人常常是仅闻其声而不见其形。在民间，人们也将它看作自然界高明的“骗子”，模糊地知道它通常会欺骗其他鸟类去抚养自己的幼鸟，不过对它具体的“行骗技巧”并不清楚。世界著名鸟类学家、剑桥大学尼克·戴维斯教授深谙这种鸟是自然界最狡黠、极具创造性的生物。通过使用精妙的观鸟技巧，并凭借渊博的学识，他“侦破”出了大杜鹃欺骗其他鸟类的各种叹为观止的手段，揭示了大杜鹃与寄主之间的演化竞赛关系：大杜鹃如何诱骗其他鸟类，将自己的卵寄生在它们的巢里，诱骗它们代为孵化和抚养自己的后代；为了繁衍，芦苇莺等寄主也发展出一套“反寄生”的行为，对于进入其领地的大杜鹃会予以驱赶，并尽量减少离巢时间，一旦识别出寄生卵，就将之扔出巢或弃巢，等等。然而，当寄主有了更高级的防范之后，大杜鹃也会设计出小说一般的情节继续行骗……

本书是学养、智慧与风趣故事的奇妙融合。作为一部适合于大众的博物学经典，它不仅提供了对巢寄生鸟类之秘密生活的新洞见，还揭示了欺骗行为在自然界演化的奥秘；同时还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巢寄生并不普遍，具有这种习性的鸟种不到1%，独立、负责任地孵化和抚养自己的后代是生命世界的主流。

作者简介

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为该校动物学系行为生态学荣休教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是巢寄生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其对于大杜鹃的研究曾上过BBC第4频道的广播节目，还曾被BBC制作成纪录片，由大卫·爱登堡爵士解说。著有《杜鹃、牛鹂及其他骗子》（Cuckoos, Cowbirds and Other Cheats）及《大杜鹃：大自然里的骗子》（Cuckoo:Cheating by Nature），并和剑桥大学的同事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合作编写了《行为生态学：一种演化方法论》（Behavioural Ecolog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2022年4月荣获英国鸟类学会颁发的古德曼-萨尔文奖章（Godman-Salvin Prize），这是有着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该学会为表彰在鸟类学研究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个人而设立的至高荣誉。

朱磊：生态学博士。毕业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现供职于广西科学院。2005年开始观鸟，之后从事鸟类生态学、分类学等研究工作。《东亚鸟类野外手册》《剥开鸟蛋的秘密》《欧亚鸲的四季》《鸟鸣时节：英国鸟类年记》等译作的主要译者，工作、翻译之余还写作微信公众号“鸦雀有生”。

编辑推荐

1.名家经典：世界著名鸟类学家、剑桥大学尼克.戴维斯教授三十年研究，揭秘大自然里的巢寄生现象，被誉为“可媲美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博物志》的经典”。

2.好评如潮：大卫.爱登堡、理查德.道金斯等科学名流倾情推荐；荣获由英国鸟类学基金会和《英国鸟类杂志》联合评选的2016年度最佳鸟类书籍奖。

3.有助于热爱自然的人士习得鸟类学家的工作方法和演化生物学的眼光。

前言

“布谷 …… 布谷 ……”

当大杜鹃从非洲的越冬地返回英国时，雄鸟所发出的那种悠扬叫声便意味着春天的来临。数百年来，这声音都象征着寒冷阴暗的冬日接近尾声，人们的精神因温暖阳光的回归和一个充满新生的季节而振奋。最老的一首英文歌谣可追溯到公元 1250 年前后，就与大杜鹃有关：

春天已经来到。

杜鹃鸟高声叫！

种子生，草地绿，

树木发出嫩芽。

杜鹃鸟婉转鸣！

而要追溯欧洲文献里有关大杜鹃的最早记录，则要回到 2700 多年前，即大约公元前 700 年的古希腊。当时的赫西奥德 ( Hesiod)建议，最好是在 11 月中旬灰鹤前来越冬的时候翻地，否则就要等到 3 月的第一声大杜鹃鸣叫了，因为这正是春季来临的标志。

大杜鹃英文名( common cuckoo)中的“普通”( common )一词很是贴切，它们的繁殖区域横跨了地球陆地表面的2/5，不仅包括了除冰岛之外的整个欧洲；向东穿过亚洲，从西伯利亚直到日本；向南则抵达喜马拉雅山一线、中国以及东南亚。繁殖区西部的种群越冬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东部的则越冬于南亚。

每年春季，我们可以想象一波又一波的大杜鹃跨越旧大陆的温带地区向北迁徙。在许多语言当中，大杜鹃的名称都源自它们的叫声。所以，通过这些名字人们就能感受到它们迁徙的脚步。

从欧洲范围来看，它们首先于 3 月间出现在地中海地区。

比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称为“ cuco ”，在意大利则称为 “cuculo”，在希腊就叫“koúkos”……

大杜鹃一路向北，进入了欧洲中部。

在法国称为“coucou ”，在德国则叫“kuckkuck”，荷兰人称其为“koekkoek”，在波兰则是“kukulka”，而在匈牙利人们称其为“kakukk”……

4月中旬至5月，大杜鹃抵达欧洲北部。

在英国称为“cuckoo”，在芬兰则叫“käki”。

在亚洲，大杜鹃也一波波地飞向北方。

在土耳其称为“guguk”，在阿塞拜疆则叫“gugoo”，克什米尔地区称其为“kuku”，在尼泊尔叫作“pug-pug”，在不丹则称为 “akku”。

这片有着森林和开阔环境的广袤区域当中，可能数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进入欧亚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聆听春日里大杜鹃的鸣叫了。

在英国，大杜鹃的叫声总会被公众热情相迎，直到 1940 年《泰晤士报》上每年都刊登“杜鹃首鸣”的读者来信。为了争当第一，有时会出现一些过于热切的声明。

如，来自皇家学会院士莱德克(Lydekker)先生的消息：

1913 年 2 月 6 日。这天下午在花园里做园艺时，我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叫声，于是不禁问一旁共同劳作的园丁：“那是大杜鹃在叫吗？”话音未落，几乎在同时我们又听到了一声该种的两音节鸣叫，还重复了两到三次…… 毫无疑问，这就是大杜鹃了。

六天后，莱德克先生再次来信，写道：

1913年2月12日。很遗憾，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完全为2月6日就可能出现大杜鹃的观点所欺骗。我们听到的叫声来自附近工作的一名砌砖匠。我跟那人聊过了，他声称自己能够完全不借助任何器具，纯用口哨拟声就将相隔甚远的大杜鹃吸引过来。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大杜鹃早先记录都是错误的。在某一年的另一封信中，同样通报了2月里的一个记录，招致了一位知名鸟类学家的质疑。两天之后，这位专业人士收到了一个邮递包裹，当中就装着一只大杜鹃的尸体。

在简 ·泰勒( Jane Taylor，1783— 1824)为儿童所写的优美诗篇当中，也赞颂了大杜鹃活动所致的这种规律性的季节旋律。一个世纪之后，这首诗被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 Benjamin Britten )改编成了歌曲，至今仍被全英国的孩子们传唱。

大杜鹃，大杜鹃 ……

你在干什么？

四月里，我一展歌喉。

五月里，我歌唱日夜不休。

六月里，我变了曲调。

七月里，我飞向远方。

八月里，我得离开了。

然而，在所有欢乐赞颂的背后，大杜鹃这春日的信使却有着不光彩的一面。对于许多种的鸟儿来说，大杜鹃在春天的侵入既不美好，也更非欢庆的理由。诗人特德 ·休斯(Ted Hughes)就在大杜鹃雄鸟的鸣叫中感受到了一种预警：

那第一声的粗俗大叫，像是一个被盗走的吻

令日子战栗不安。

不过，正是雌鸟不那么为人熟知和令人难忘的鸣声才表明大杜鹃们的伎俩已经施行。每产一枚卵，雌鸟就会发出一串似乎耀武扬威般的咯咯叫。大杜鹃似乎是自然界最为声名狼藉的骗子，它从不抚养自己的亲生骨肉。相反，却将卵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每次在每个寄主的巢里只产下一枚卵。而大杜鹃雏鸟孵出之后，会将寄主的卵和雏鸟推出巢去。每年夏季，数以百万计小型鸟类的卵和雏鸟会被大杜鹃雏鸟扔出自己的巢。一旦大杜鹃雏鸟独占了寄主巢，这对义亲整个夏季都会忙于抚育幼小的大杜鹃，全然顾不上繁育自己的后代了。

对我这样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大杜鹃的叫声不仅是春日的预告，而且是一份邀请 ——邀请我去解决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大杜鹃行为如此反常，它是如何逃脱惩罚的呢？

我生在英格兰西北海岸边利物浦以北约 15 千米的福姆比村，从小到大就是个观鸟爱好者。关于儿时的最早记忆之一就是将鸟食放到自家花园里，然后躲在用木椅临时搭建的掩体里面近距离观察一只苍头燕雀雄鸟。那时我大概 6 岁，还从没有见过如此美妙的事物。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痴迷于鸟儿了。每年秋季，从冰岛繁殖地迁来的粉脚雁就在村子背后的农田里越冬。黄昏时分，前往夜宿地的雁群会飞过我家上空，当它们在起着浓雾的夜里迷失方向时，空中此起彼伏的叫声令已经上床的我惊叹不已。

不知道我早年对博物学的热情从何而来，父母的确鼓励过我，但他们和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没有为之着迷。9岁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见过的鸟类做了清晰的记录。当年，我的第一本日记上写下了全年见过的 137 种鸟儿，其中5月1日记有：“大杜鹃叫了，这是今年夏天的第一次！”此处的感叹号正是自己激动心情的写照。可能少年时代大杜鹃和开阔田野上的天空就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烙印。

十几岁时，我开始了解到，博物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列出我所见过的东西。有两本书对自己的影响尤深：大卫 ·拉克( David Lack)的《欧亚鸲的四季》(The Life of the Robin ) 和尼科 ·廷伯根 ( Niko Tinbergen)的《银鸥的世界》( The Herring Gull’s World )。拉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德文郡南部的达丁顿开展研究，包括捕捉欧亚鸲，给它们的两腿戴上彩环以便能识别个体，并对每只鸟儿进行终身跟踪。这时，我开始透过鸟儿的眼睛来看世界，去理解它们在保卫领域、寻找食物和配偶、选择筑巢的位置、抚育幼鸟和躲避天敌等方面遇到的麻烦。我也由此接触到了一种科学方法，即追问动物为何具有特定的行为方式。

尼科 ·廷伯根的实验方法则让我惊叹不已。比如，他证明了鸟类会对所处环境中的简单刺激做出反应。成年鸥类会孵放在巢里的任何卵，无论其颜色和大小跟真正的鸥卵差别有多大。而乞食的雏鸥甚至会啄碰由纸板制作而成的成年鸥喙模型，希望以此获取真正的成年鸥类所反刍的食物。我开始梦想一种身在野外，观察和琢磨鸟类及自然世界的生活。

再后来，当我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生物学专业的学生时，经常骑车去威肯草甸沼泽。这片古老的沼泽地位于剑桥城东北15千米的地方。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从一个芦苇莺的巢中见到大杜鹃卵，稍后又见证了芦苇莺义亲不辞辛劳地喂养杜鹃雏鸟的过程。也许正是这段经历最终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当二十来岁重回剑桥，开始教书和研究动物行为及生态时，我的思绪再次转到了大杜鹃身上，开始琢磨它们究竟是如何欺骗寄主的。

我认为，寄主肯定会将巢中发现的任何大杜鹃卵都扔出去。如果寄主确实这样做，大杜鹃后来可能就要演化出难以被发现的卵，也就是跟寄主自己的卵难以分辨的那种。接下来，寄主又会怎么应对呢？它们会命中注定一直接受大杜鹃的卵，还是演化出其他的防御机制？我开始明白，这会是一个研究大自然里的诡术的绝佳机会，并且有可能发现一个天然的“军备竞赛”，即寄主的防御和杜鹃的花招可能针锋相对地一同演化。

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与同事一起研究大杜鹃和寄主之间的演化大战。本书旨在带领读者进行一段旅程，去发现寄主的防御和杜鹃的欺骗是如何演化而成的。我希望读者阅读本书的体验更像是看一个自然界的侦探故事，我们试图揭露在寄主的防御面前，大杜鹃的伎俩如何蒙混过关，成功产下自己的卵，并诱惑寄主喂养杜鹃雏鸟。就像侦探必须明察秋毫以破案，为了弄清寄主如何上当受骗，博物学家也要小心观察，大杜鹃成鸟的行为，杜鹃卵的颜色和纹路，以及杜鹃雏鸟的乞食叫声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有时，通过单纯的观察，我们就能追寻大杜鹃的踪迹。但它们是行踪隐秘的鸟儿，所以我们还需要借助法医学的手段，比如 DNA 图谱和卫星追踪等。在了解大杜鹃利用精巧的、往往又冷酷无情的方法欺骗和操控寄主之后，我们将会有一些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些诡术还不仅仅局限于成年大杜鹃，有些最让人惊讶的伎俩恰恰来自大杜鹃雏鸟，以此让其义亲更多地饲喂它们。

然而，我不只是想要发现大杜鹃是怎样行事的，还要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这样行事。这就牵涉到追问为什么这些伎俩会成功地欺骗寄主。在这一部分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忠实于观察，认真琢磨，进而形成假说。接着，我们将追随廷伯根的脚步，利用野外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观点和直觉。例如，借助涂抹成不同颜色的模型蛋，我们将研究寄主为什么会受骗上当，把大杜鹃的卵当做自己的。采用剥制标本进行的实验将帮助我们发现杜鹃雌鸟在造访寄主巢产卵时为什么必须如此迅速。在巢边播放雏鸟的鸣叫将揭示为什么杜鹃雏鸟的乞食叫声能如此成功地操控其义亲。这些实验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有时会证明我们喜好的假说是错误的，从而将我们领上通往发现的新路径。

在过去 30 年间，威肯草甸沼泽都是我的户外实验室。在一个地方如此之久地研究大杜鹃看起来可能有些强迫症。但每个春天，第一声大杜鹃的鸣叫都会让我一如既往地激动。人的大脑永远没法容纳自然世界所有的美妙影音，每个夏季都充满了新鲜的惊喜。我热爱这片沼泽周遭的所有氛围，包括那微风拂过芦苇荡时的持久轻吟，以及随着季节变换而依次绽放的花儿：从4月里，当第一只大杜鹃到来时盛开的浅粉色酢浆草；到 5月和 6月间，它们开始产卵时黄色的鸢尾和红色的泽兰；再到7月里，成年大杜鹃开始动身返回非洲时的紫色沼泽蓟和乳白色绣线菊。我试着将作为一名充满好奇心的野外博物学家的激动传递出来，好让这片沼泽的美好氛围清晰可感。在这里，每一年都有新的发现，相应地也就提出了新的问题，科学也由此焕然一新。这样的旅程永无止境。

不过，我们的侦探工作并不限于威肯草甸沼泽，我们还在英国各地研究大杜鹃及其寄主，而且足迹跨越了欧洲直至日本。我们将发现，演化从未间断。在有的地方，大杜鹃遇到了才开始演化出防御机制的新寄主物种。我们还将找到孤立的寄主种群，由于不再遭受大杜鹃的巢寄生，它们也开始缓慢失去相应的防御机制。这些都是演化正在进行的令人激动的案例，是达尔文所言 “纷繁河岸”（entangled bank）的一角，在那里，动物和植物持续地演化以应对其天敌和竞争者的变化。我们还会去往非洲和澳大利亚，探寻其他杜鹃种类与其寄主之间更为久远的斗争故事，这也使前者的骗术和后者的防御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大自然永远是惊喜和奇迹的源泉。

这个故事也讲述了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变化的看法。有很多人参与了这个故事：从过去几个世纪对造物主为什么要创造出一种对自己后代毫无感情的生物迷惑不解的人们，到今天为演化的产物痴迷不已的观察者。我们将向早期的博物学家致敬，他们的发现奠定了今日大杜鹃研究的基础。这些前辈包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早在2300多年前就知道大杜鹃把自己的卵产在别的鸟类巢中；16 世纪的威廉 ·特纳(William Turner)，他写了第一本关于英国鸟类的书；17世纪的约翰 ·雷(John Ray) 和 18世纪的吉尔伯特 ·怀特( Gilbert White)，他俩都为大杜鹃巢寄生的习性所困扰；与怀特同时代的爱德华 ·詹纳(Edward Jenner) ，他首次详细描述了一只大杜鹃雏鸟将寄主的卵和雏鸟从巢里面推出，这一现象太令人震惊了，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相信；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阿尔弗雷德 ·拉塞尔 ·华莱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和亨利 ·沃尔特 ·贝茨(Henry Walter Bates )，19世纪三位演化论思想家和卓越的野外博物学家；19 世纪晚期的阿尔弗雷德·牛顿(Alfred Newton)，他记载了大杜鹃分为不同的族群，每一族群都寄生于特定的寄主种类；埃德加 ·钱斯( Edgar Chance )，20 世纪早期的一位极富热情的鸟卵收藏者，他是发现大杜鹃雌鸟如何产卵的第一人；以及查尔斯 ·斯文纳顿( Charles Swynnerton)，20世纪早期的另一位博物学家，他是研究非洲杜鹃及其卵的先驱。

这些人都是英雄，但我感到和其中的两位有着一种特殊的联系。1530 年，威廉 ·特纳被选为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院士 ( Fellow )；我曾是该学院的一名学生，而自1979年起，也成为学院院士。1544 年，特纳出版了一本关于鸟类的书，书中的结语部分预示着我们的自然观已从毫无保留地接受民间传说转变为新鲜的科学调查：

我的这本小书里更多的是推测，而非确凿无疑的表述……在我看来，对一个困难的、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主题，经由猜想来质疑，并谦逊地进行调查，要比对未定之事草率地发表意见谨慎许多。

和近五百年前的特纳相比，我对大杜鹃关注的侧重点已经大为不同了，但我希望，他就自然现象发问，以及承认我们并非知道所有答案的精神也能延续在本书中。

阿尔弗雷德·牛顿则是另一位前辈，他曾是剑桥大学的比较解剖学教授。1907 年去世前夕，他将自己的老式大木桌捐赠给了动物学系，我则在该系度过了自己求学和任教的大半辈子。非常荣幸，这张桌子如今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像一百多年前牛顿在这上面写关于大杜鹃的著作一样，我也在这张桌上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今天，《泰晤士报》上已经没有了“杜鹃首鸣”栏目。如果该栏目还存在的话，也许会有读者来信言及春天的寂静，好奇大杜鹃们都去哪里了，因为在过去的大约 50 年里，它们的数量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下降。希望临近我们旅程结尾的时候，读者们能认同我的观点：大杜鹃的消失，会让人感到双重的难过，因为我们不仅失去了预示着春日来临的使者，同时还失去了地球上一些最令人惊奇的自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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