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他们试图探寻这场全人类危机的*深层根源，并努力寻找逃离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尔·波兰尼就是这众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见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于194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随即被誉为20世纪该领域*重要、*创造性的作品，并经受时间考验，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启发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议程。
《大转型》一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揭示了伴随这个过程所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波兰尼不仅精当指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还准确预言了这种“市场经济”对人、自然、生产组织的严重破坏及其悲剧性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仍极具启发与参考。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年移居奥地利，1934年起先后迁居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曾执教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1964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波兰尼著有《大转型》《达荷美与奴隶贸易》《人的生计》《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合著）等作品，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一。

冯钢， 1986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社会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及现当代社会理论。主要著作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1992）、《文化轨迹与社会变迁》（1999）、《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1999）、《社区：整合与发展》（2003）、《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2010）。
刘阳，安徽宣城人，1980年生，浙江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目前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品包括《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论文）、《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合译）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作序
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家弗雷德·布洛克 导读
清华大学教授王绍光 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 牛津大学教授项飙 耶鲁大学教授张泰苏 联袂推荐

能够为卡尔·波兰尼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一件荣幸的事。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型，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与1999 年和2000 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骚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在麦基弗（R. M. MacIver）为这本书1944 年首版所写的导言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存在还仅仅限于纸面，他以一种与波兰尼相似的预见能力写道：“这本书在当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们揭示了历史教训。”如果这些人当时真的读了这本书，并认真对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训，那么他们鼓吹的政策将比实际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试图用不多的几行字来概括这样一本复杂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部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其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是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的，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即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y）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对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

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大转型》的。在今天，没有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会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信息不完备或者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本质上总是如此—那么干预就存在，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体上，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立场，能够既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也认识到它的局限，以及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尽管大家对这种角色的边界还存在争议。例如，对于金融市场需要政府管制这一点，人们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还没有就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获得一致的意见。

自现代以来，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困的增加这一历史经验已经得到非常多证据的支持。但我们同样知道，增长可以为社会的绝大多数带来巨大的好处，正如一些更开化的（enlighted）发达工业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

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这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由此，他的著作成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统研究方法（它是由20 世纪之初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所预示的）的先驱。现今仍然有少数经济学家在坚持金本位的信条，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问题正是由于偏离了金本位体系而造成的，但这使得自发调节市场的鼓吹者的地位更易受到挑战。浮动的汇率是那个时候的常规，人们可以认为这将支持那些信奉自发调节的人所持的立场。毕竟，凭什么外币汇兑市场应该由不同于支配其他市场的规则来管理呢？不过也恰恰是在这里，自发调节市场的软肋也暴露了出来（至少对那些从来不注意这个信条的社会后果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类市场（与许多其他资产市场一样）表现出过度的脆弱性（volatility），也就是说，表现出了超出构成要素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脆弱性。同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以及更广泛而言投资者的预期—表现出来的过度脆弱性可能会对一个经济体造成严重灾难。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的教训：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不管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治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内在一致、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应该区别对待这个市场与其他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相矛盾—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场体系的同时，却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而经常干预汇率市场，为外来债权人解套（bail out）提供基金，与此同时却因提高利率而使国内企业破产—已经在19 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有所预示。事实上，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如今鼓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发达工业国家也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但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发展中国家比较具有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

不过，今天，争论的焦点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观察到的，如今只有顽固分子还肯—在一个极端—为自发调节的经济辩护，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为政府运转的经济说话。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遵从于它的局限。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

有重要的区别。其中有些观点差异是容易辨识和摒弃的，比如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推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发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再一次地，人们很少会不同意，在许多国家，规制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规制应该被剥离掉。但“自由市场分子”走得更远，并给遵从他们建议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是在最近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样的自由化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支持这样的自由化会促进增长的证据—往好里说—却是明显不足的。不过，与上述例子不同，还有一些问题的结论远非清晰可见。自由国际贸易使一个国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增加平均收入，尽管它会使一些个人失去工作，但在失业率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贸易自由化而毁掉的工作机会可能明显要比它所创造的要多。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捆绑起来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使得创造工作和新企业成为不可能。没有人可以宣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中转移出来进入到失业状态会减少贫困或者增加国民收入。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在内心信奉某种形式的萨伊定律，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会对工人的工资需求产生压制力量。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体现的是一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压倒性证据。自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但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经济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的对象。它涉及的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例如，我们现在谈论社会资本。我们认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污秽，已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的出现乃至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食品补贴的取消，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并且确实已被预见到）的政治和社会动乱。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尽管有些比较脆弱）造成了历史悠久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影响。投资者不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社会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绝大多数社会都演化出照顾穷人和弱势者（the disadvantaged）的方式。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于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确实，一个农民可能会失去他的收成，并且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可能会因为要为一个阴雨天气（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为一个干旱季节）储备钱财而倍受艰辛。但他从来不会缺乏有报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个体会遭到他们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打击。如果失业率很高—像大萧条中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情况一样—那么个人所能做的就极其有限。他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场分子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很重要（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自己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良好效果。明显不能成立的是，通过让自己接受更低的工资，个人能够立即获得就业。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论，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没有像自发调节市场鼓吹者认为的那样运作。但无论这些解释是怎样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失业不是一种幻觉，现代社会需要有应对它的方式，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没有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这样做（甚至对这一点也是有解释的，但讨论这些解释会让我离题更远）。快速的转型破坏了原有的应对机制和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提出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来自19 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过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它是自由主义教条的现代版—的鼓吹者们遗忘了。

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25 年，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一件是前面我已提到的作为东亚危机一部分的印尼灾难。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该成为解决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措施：不偿付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向私人借贷者提供的贷款，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本来处理这一情况的标准办法是破产—破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说不，因为这将造成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然而这种对更为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的侵犯，他们却全然没有一丁点儿顾虑。他们更喜欢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国债权人得以解套，尽管这些人在出借时并未曾持守应有的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政策让那些局外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是工人和小企业，对危机的发生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更具戏剧性的是俄罗斯的失败。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又一次成为实验对象。这个新实验就是，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时，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正如大约70 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这个国家的人民得到承诺，一旦市场力量被释放出来，经济就会繁盛，正如资源配置的扭曲、由于社会所有而导致激励不足的低效率中央计划体系，将被分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一样。

然而繁盛并没有发生。经济大约萎缩了一半，贫困率（以每日4 美元为标准）从2%上升到接近50%。在私有化使少数寡头变成亿万富翁的同时，政府甚至没有钱给穷人支付养老金—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被认为是在向世界表明这里是一个吸引人投资的场所，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无底洞。所以，资本成群结队出逃也不足为奇。由于私有化进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财产权的背后并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把钱留在俄罗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一个新政府上台，他们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不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理性投资者会将他的钱放在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而不是投在一个处在真正萧条中的国家。如今，尽管有点太晚，但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识到，但想要把逃逸了的资本重新吸引回来，几乎已经不再可能了，除非能够保证，无论财富是如何获得的，都能够保有下去。可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

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正教导发展中国家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它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性：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的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它们的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1842 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和扩展服务。在西欧，关于投资的规制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比如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美国公司在加勒比海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尽管有时这些干预可以得到正当化，因为它能被当作针对其他政府所进行的干预的应对措施，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干预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在农业方面的那些。在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鳄梨，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国的铀。香港长期被作为自由市场的堡垒而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毁坏它的经济时，它就对两者都展开了强有力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不过，香港的干预胜利了—它成功地稳定了这两个市场，消除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一笔。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让价格就位”，并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而且即使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开出的简单药方意味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他是在今天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一个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以及不仅致力于保持而且还努力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量减少。东亚的成功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市场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才在东亚危机期间几乎表现出某种愉悦的心情，因为他们觉得这场危机暴露出积极政府模式的致命弱点。尽管他们的说教一方面确实包括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承认，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更大的市场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消除那些社会契约的代名词，而正是这些契约提供了保障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两大塑造东亚奇迹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经济安全。当然，事实上东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市场的失败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正是短期资本流的解放，在全世界晃荡、想寻找最高回报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它们只受情绪的理性和不理性变化的支配—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

让我通过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中心主题来结束这篇前言。第一个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纠葛的复杂关系。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代表了对自由政治传统的偏离。新自由主义信条的鼎盛时期大概在1990—1997 年，也就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东亚危机爆发之前。有人也许会说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的终结标志着市场经济以及自发调节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相信，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毕竟，在发达国家内部，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于所有地方都发生了对这些信条—里根—撒切尔自由市场信条—的拒斥，以及对“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者“新工党”（New Labor）政策的欢迎。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冷战期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过是无法承担采取这些政策的风险，即如此伤害穷人的风险。这些国家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它们同时被西方和东方所追求，西方处方的失败可能会使它们站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则别无选择，具有巨大风险的信条于是毫无顾忌地强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一万种暗地里的方式来拒绝它。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

波兰尼把市场看作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作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作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记分卡被用来记录不同国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却从来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无非是把财产分给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对方回报以租金。但总是没有记分卡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于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或者暴力、不安全感、无力感的增加。波兰尼谈论的则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在波兰尼写作时同样清晰可见。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经济时，他们却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政治进程）倾向于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被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必去管它；为了保证你确实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银行的措施，诸如以固定比率扩大货币供给；当一种措施未能奏效时，就搬出另一种，比如通胀目标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在我们左手看起来在通过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个体赋权的同时，右手又把它拿走了。

波兰尼非常允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仅谈论了那些古典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也讨论了免于恐惧和免于饥饿的自由。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能促进另一个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不幸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不管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并不代表着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因为穷人面临着比其他人更大意义上的不安全，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罗斯，处在贫困境地的人的数量急剧上升，生活标准已然下降。对这些人而言，自由越来越少了，免于饥饿、免于恐惧的自由越来越少了。如果波兰尼在今天进行写作，我相信他会认为，全球社会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能不能救济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迟之前。

前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导言 弗雷德·布洛克

2001 年版附注

作者致谢

第一卷 国际组织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20 年代，革命的30 年代

第二卷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篇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安身与致富”

第四章 诸社会与诸经济体系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进

第六章 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 ：劳动、土地与货币

第七章 《斯品汉姆兰法令》，1795

第八章 前奏与后果

第九章 贫困与乌托邦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笫二篇 自我保护的社会

第十一章 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第十七章 自我调节的削弱

第十八章 破坏性张力

第三卷 进行中的转变

第十九章 大众政府与市场经济

第二十章 社会变迁中的历史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里的自由

资料来源注释

索 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