裰织仙名

廣州增城相傳為“八仙”唯一女仙──“何仙姑”的故里。本書綜合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聚焦廣東增江流域的何仙姑崇拜傳統從宋代至清咸同時期的長期演變，藉之揭示此一以女性形象為核心的傳說話語和廟祀傳統，如何在不同人群創造、選擇與挪用的過程中，經歷“下山”（在地化）與“出城”（廟祀版圖擴張），同時漸次鑲嵌進入地域社會的組織結構與文化肌理，反饋成為模塑社群歷史記憶與族群關係的重要文化資源。爬梳何仙姑信仰與增江地方社會相互構造的近千年歷程，本書亦嘗試比較分析中國南方不同地區的女性崇拜案例，展陳與何仙姑相似的女性角色──未婚無嫁之女性，如何在華南社會長時段演進歷史中，以女仙、女兒、女祖先等身分，在多元的宗教話語、變遷的社會制度以及不同社群的文化操作下，逡巡往返於社會結構與文化象徵體系的邊陲與核心之間，展現出雜糅凡俗與神聖形象的豐富面貌與意義。

廖小菁，臺灣臺北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特聘研究員（2018年6月—2020年9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2020年10月迄今），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主要從事社會史、性別史與近代東南亞華人離散社群歷史研究。曾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新史學》等刊物發表專題論文，研究成果曾榮獲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婦女史博士論文獎”（2016）、唐獎教育基金會“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2016）。

序 一

本書是作者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修訂的成果。該博士論文與專書寫作計畫先後獲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博士論文獎”以及唐獎教育基金會“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專書寫作獎”兩個重要獎項。這不僅是對作者論文的肯定，而且書稿的出版將對相關的學術研究領域帶來高度的貢獻。

民間宗教和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不能在安樂椅中進行。要明白民眾的歷史，就只有走進民間，從碑刻、傳說、儀式等方面入手。本書在理論上、在方法上提出了嶄新的視角。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對地域社會文化和大傳統之間的整體研究。整體觀是把每一個當代的空間平面整體串聯，從而建構出一個三維的歷史圖像；同時在時間和空間的架構裡，嵌入每一個當代的持份者對大文化傳統的想像、解讀和實踐。無論是掌握發言權的權勢或地域菁英，還是默默地生活的群眾，每一個過去的歷史場景都為他們提供了在當代對大傳統文化理解、詮釋和行動的依據；合理化了在記憶和忘卻之間的選擇。本書無疑成功地裰織了這樣的整體的、三維立體的圖像。

本書是我近年閱讀的書中最好的其中一本。何仙姑是家喻戶曉的八仙之一。作者指出何仙姑信仰在宋代進入廣東的增城地域，是官員和跨族群的地方菁英對文人士大夫敘事和羅浮道教洞天大傳統的推廣。從宋到明代，何仙姑的神蹟以及以“井”為中心的文化符號不斷地強化。然而，對於增城的何姓宗族來說，何仙姑不過是儒家節孝論述中的貞女和孝女。清中葉以前增城鄉落的何氏地域宗族團體，另有一套用以聯繫父系族群的譜系傳統。文人士大夫的傳統、道教洞天的傳統以及宗族譜系的傳統在地方社會相互糅合。不同祖源（三鳳、十郎）、不同族源（本地、客家、疍家）的何姓相繼建立何仙姑祠／廟、再次強調“仙姑之後”的跨族源身分，是晚清轟動地方的大動亂引發的結果。在建廟過程中，大傳統的何仙姑形象和廟宇型規、宗族的祖姑像以及增城地方社會的姑婆崇拜，嵌入地方社會之中。也就是說，層層累積的文化符號，在地方信仰的再形塑時，提供了不同的持份者在生活行為中有效的文化依據。意識模型（conscious model）、文化標籤（cultural marker）、文化的再現（cultural revival）或重塑（recycle）等的討論，必須置放於時間和空間的立體視野，才能理解國家和社會對文化資源的選擇、取代和詮釋的過程。作者透過何仙姑信仰在增城地方約八百年的歷史，有力地指出地方神明信仰，不僅是國家認可的標準化過程，更重要的是地方社會不斷挪用他們熟識的文化資源，在地方社會和大傳統信仰協商的過程中，創造一套既為國家認可、整合於國家禮儀體系，同時不違地方過去生活樣式的宗教文化。

作者巧妙地結合官方和民間文本與田野的口述資料和參與觀察，以生動的文筆，描畫一個地方神明崇拜的創造和糅合過程。有力地指出民間信仰是不同的文化底藴、不同的組織人群在歷史長河中相互碰撞、磨合出來的。這是一部上乘的理解中國社會和地方宗教的歷史人類學作品，極具閱讀的價值。

蔡志祥

2021年9月2日於新加坡

序 二

在中國的女神信仰中，無論是觀音、媽祖或是北方的碧霞元君，都以其無遠弗屆的宗教能力，而贏得民眾的信仰。但從廣東增江流域逐漸發展出來的何仙姑——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在近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以其神異的能力，成為廣東泛珠江三角洲地區，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的重要女神信仰；晚清時期，這位歷來以違抗父命、拒斥婚嫁而修行成仙等事蹟廣為粤地知識菁英所熟悉的嶺南何氏女，卻因緣際會地憑藉其鮮明的未嫁女形象，登上社區神廟和宗族祠堂的神龕，成為增江流域龐大而複雜的何姓宗族社區共同奉祀的神仙祖姑。和前述的幾位女性神祇相比，何仙姑既是神明又為祖先的雙重身分，實在是華南泛珠三角地域社會獨特的現象。

在這本紮實而精彩的論著中，廖小菁博士詳細地剖析了何仙姑信仰的千年發展史，以及增江流域增城、龍門一帶分屬不同族支的何姓社區，如何逐漸競合、匯整成一個有著共同祖先——何氏“貴七郎”的過程，最後又如何在地域性別文化、明清宗族話語與晚清地方政治的脈絡下，選擇了同邑同姓的何氏女仙——何仙姑，作為他們共同奉祀的祖姑。

根據作者的考證，何仙姑本為一位在南粤宗教聖境羅浮山羽化的神話人物。宋元以降，以此為核心的傳說話語和廟祀傳統，在增城的菁英文化圈中流傳。宋至明代，遠代文獻中模糊出場的神異人物何氏女，以“何仙姑”之名，在地方官員與文士層層累加的傳說下，逐漸被賦予豐實的在地形象和血肉，並逐漸以非官方祀典之神的身分，逐步晉身為表徵地方意識和施行教化的神聖象徵。

在經歷了將近千年的在地化“下山”過程後，一直要到清代咸豐四年（1854）兩廣甲寅之亂爆發，何仙姑才終於得以“出城”。在這番關鍵性的轉折後，從咸豐末年到同治初期，增江沿岸各大何姓宗族聚落，相繼成立專祀何仙姑的祠廟：“何仙姑憑藉雜糅女神與祖姑雙重形象的‘仙姑婆’身分，進入何姓村族的家廟與神廟祭祀體系，成為不同宗派的何姓社區在地方權力格局重構時期共組同姓村際聯盟的象徵資源”（引見本書頁259）。何仙姑信仰自此邁出增城縣城，成為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進一步擴散至增江流域全境甚且是泛珠三角和海外南洋地區的開端。

在這番精闢的解析中，作者花了大量的時間和功力，爬梳增江流域各支何姓宗族的發展、整合和鬥争歷程。任何研究中國家族或宗族的人，都詳知Maurice Freedman 的理論：東南宗族組織並非自然發展出來，而是在移居一地很多代之後，由一個有科名或財富的子孫倡議而創立，祖先由此出現。廖博士在本書中，以極大的篇幅，對增江地區何姓宗族的發展，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根據她的研究，明中葉後何氏“三鳳十郎”祖先傳說盛行於泛珠三角何姓社區間，諸多何姓勢力倚用一套共同的祖源傳說架構，創發出各式何氏兄弟南遷故事，據此編製譜系、構造宗族，作為彼此辨源分派的依據。但讓事情更複雜的是，在同屬“三鳳十郎”祖源敘事系統的何氏聚落之外，還有不少的何姓社區，無法納入這套聯宗的體系。本書相關章節提供的豐富資料和分析，值得任何一位對華南家族／宗族史有興趣的學者仔細閱讀。

Philip Kuhn 在他的第一本成名著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中，為了建構他關於地方軍事化—團練—理論，特別運用了Freedman 關於高等宗族 （higher-order lineage）的概念，來討論為了軍事目的，由不同聚落的同姓宗族組成的區域聯盟。[1]這種跨區域的同宗聯盟，本來是為了對付其他族群或外國人的挑釁。但在本書中，咸豐四年前後兩廣“紅匪之亂”脈絡下爆發的何六佔領增城事件，卻成為了增江何姓之間被迫共同面對的存亡之争以及非宗族形態的同姓村際聯盟的創發契機。這場戰事對增江各大何姓村族以及在地何仙姑信仰最大的衝擊是，原本在宗源敘事與譜系關係上無法納入當地勢力最大的何姓宗族—貴七郎何氏—的何姓社區，藉著動亂之際，各自在村中廟祀何仙姑，而和上述“七郎何”集團建立了友好的同盟關係。在姓氏符號與宗族語言的操作下，女神何仙姑被賦予了擬制的前代宗門之女——祖姑的新身分。經由共同奉祀兼具神仙與先人雙重形象的何仙姑，這些來自土客不同方言群、不同村族的何姓宗族房派，被統合成“何仙姑菩薩”的“裔孫”和“仙姑之族”中的“兄弟”，而宋代以來廟祀據點僅止步於增城縣城的何仙姑信仰，亦因此擴展於城外鄉村地區，真正扎根於地方社會。

在具體時空脈絡下細緻梳理一位女性傳說人物與地方社會千百年來共構發展的歷史過程，是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本書另一個也許更重要的貢獻，則在於分析一位抗拒婚嫁的女性神祇，如何與中國主流的儒家思想和男權社會折衝、對話，最終得以進入父系宗族社會的家廟與祠堂之中。明清以來的中國華南向來以其結構井然的宗族組織著稱，然而本書處理的增江流域，深受珠江三角洲獨特的地域性別文化影響，反映了華南民眾在形塑地方認同與宗族建構過程中所展現的寬容與彈性，使得地方社會在處理類似何仙姑形象的未嫁女性祭祀問題上，有一套兼容土俗與正統禮教的應對策略。不論是就民間宗教中神話、傳說人物的建構／解構，還是華南社會宗族建構的角度來看，廖小菁博士這本關於何仙姑既登神壇、又入宗祠的專書，是我自己這幾年所接觸的相關著述中最精彩的，對於我們理解民間信仰中的女性神祇、華南地方社會以及宗族組織，都有新鮮而重要的貢獻。

何仙姑，作為華南泛珠三角最具多元象徵意義和統合能力的女性神祇，從此一步步拓展她的版圖，向更廣大的世界展示她的仙名。期待作者亦如是。

李孝悌

2021年7月18日於臺北

[1]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80-81. Freedman的相關討論，見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pp.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