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美洲

“我生于圣雷莫……我既生于圣雷莫也生于美洲。”
《我生于美洲》为卡尔维诺1951—1985年间的访谈录，101次访谈跨越了4个10年。这是*珍贵的卡尔维诺自述文集：既有对笔下作品趣事的披露、对意大利和外国文学形势和命运的分析，也有对城市、宇宙和人类未来的思索……这是卡尔维诺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故事，一部旋转棱镜般的多面性自传，一本理解卡尔维诺叙事艺术与美学思想的“解谜之书”。

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1947年出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15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

卡尔维诺是一位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家，但一生接受了超过两百次采访
1951—1985年卡尔维诺访谈录，简体中文版初面世
101次访谈，跨越4个10年，厚达753页！
进入卡尔维诺的内视宇宙，睿智深隽又轻逸剔透
一本真正的“卡尔维诺百科全书”｜一部旋转棱镜般的多面性自传
*珍贵的卡尔维诺自述文集｜全视角解谜卡翁叙事艺术与美学思想
这一次，读懂卡尔维诺！

畅谈笔下作品趣事——
85 为什么写作？
85 如果可以重来，哪本书不会去写？
85 *想成为小说中哪个人物？
分析文学的形势与命运——
85 意大利文学在近些年有哪些改变？
书籍对年轻人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85 美国当代文坛的哪些方面*有意义？
思索城市、宇宙、人类的未来——
85 未来之城的形象是怎样的？
85 幻想是现实的一部分吗？
85 未来老年人和年轻人会更加对立还是更加联合？

前 言（节选）
“我生于圣雷莫……我既生于圣雷莫也生于美洲。”1979年卡尔维诺在接受尼科·奥伦戈的采访时一开头就说了这样的话。这个小小的自相矛盾的语句马上得到了释疑（“因为曾经有很多圣雷莫人移民美洲，尤其是南美洲”），它是象征意义上的。卡尔维诺应邀说明自己的身份时，他自我介绍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是来自世界的另一端而植根于此的一个人。
当然，利古里亚与移民，这是意大利历史上著名的一页——不，我弄错了，这是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是我们很快就忘记了的诸多历史中的一段，而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适合追寻这一段记忆——这是一次集体事件，不过，它涵盖了意大利数代人以及无数个地区。但是，从一开始，卡尔维诺的父母在海外的侨居就与我们很多同胞的移民完全不同。他们的目的地，极少人踏足的美洲，不是阿根廷、智利、巴西（或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而是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国家，包括古巴。至于动机，卡尔维诺在一封信中讲过，不是出于经济需求，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卡尔维诺的父亲马里奥是一名农学家，1906年他兴致勃勃地接受了一份去高加索格鲁吉亚从事葡萄栽培的工作。但是这笔交易并没有成功，因此项目终止，他放弃了护照，与此同时，俄国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某个名为弗塞沃洛德·列别金采夫的人卷入了一场反沙皇的阴谋，次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这一消息扩散到全球，而密谋者持有一本名为马里奥·卡尔维诺的护照则引起了很多尴尬。老卡尔维诺深受保守主义和教权主义环境的折磨，并且意大利警察还怀疑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和颠覆分子关系密切，对他进行调查。1909年老卡尔维诺接受了另一个邀请，从而得以脱身，这一次他是去墨西哥领导国家农艺站。在墨西哥待了几年之后，他又去了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这便成了卡尔维诺的每份传记里都出现的烦琐的出生地信息。
但是，对于卡尔维诺而言，植根与根除的对立似乎具有占星术一样的价值。事实上，大量的矛盾让他的写作初具规模，其中只有离心运动和向心运动之间的持续辩证关系是最为明显的。卡尔维诺，意大利公民，取名伊塔洛就是为了不要（至少不要立即）忘记了意大利；在圣雷莫这样一个肩负大都会使命的小城长大，但这座城市兼具古老而紧凑的城市格局（皮尼亚居民区便是最好的证明）和深厚的方言身份；他是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他将他的名字与一家代表意大利文化重要参照的出版社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拥有奇妙幻想的任性学者，然而又是自律价值观和需要付出心血的变革的坚定支持者；与战后意大利叙事文学的主流相比，他是一位长期孤独的、痴迷于实验的作家，他旅居巴黎多年，其中，法国文化最终或多或少地成为一切的中心，但并不以与其建立任何关系为目的，事实上，最终（如果不是为了隐居的话）是为了保持距离进行旁观；一位时而现实主义时而童话式的叙事作家，自传文学的旁观者，致力于虚构城市的创作，却又能从圣雷莫的风光中精确识别出对世界的直觉的先验形式，最后几年他越来越专注于回忆录式的写作；他是一位身份多变、多形式、难以捉摸，甚至是具有程序式的外围使命的作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承担起意大利文学、文化的一个长期使命，最终，以完全无意识的方式，跻身意大利二十世纪后期最伟大的经典叙事作家之列。
无根作家？当然。但这些根部分固定，部分不固定，也许是漂浮的——踩高跷式的，就像一些热带露兜树科的根，或者是气根，就像一些附生兰花或铁兰属植物的根。最后一个矛盾：他是一位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家，但是他一生接受了超过两百次的采访。本书中收录了一百零一篇采访，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数字，因为它是一个质数，是一个回文结构的数字（就像《宇宙奇趣》中的主人公Qfwfq一样），因为它有一些开放的、没有定论的、投射未来的东西，就像由莫扎特谱曲，洛伦佐·达·彭特创作的剧本里，堂乔万尼的一千零三名西班牙情人。
即使从声学角度看，奥伦戈的采访录像（在意大利电视二台播出，并且随时可在网络上重复播放）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卡尔维诺天生不擅言谈，当谈到自己时更是难上加难。提问者开玩笑似的提了一个极其平淡无奇的问题作为开始：“你叫什么名字？”在回答“我叫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时候，卡尔维诺两次面露犹豫，眼睛看向地面。我想将他对以下问题（“你在哪儿出生？”）的回答忠实地写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某些东西：“我生于……我生于圣雷莫……嗯……我既生于圣雷莫……嗯……也生于美洲……”只有当话题发生改变，只有当他开始谈论圣雷莫移民时，他才开始侃侃而谈。总之，可以概括地说，这是卡尔维诺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故事。他不愿意谈论自己，他只能毫无障碍地讲述他人；一旦打破魔咒，他也是能找到谈论自己的方法的：起初间接地谈，然后声音越来越肯定，因此，到了一定时候，他谈论世界，近处的世界和遥远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和可能的世界，触手可及的世界和无形的、深奥的、久远的世界，同时他一定会谈到自己。
卡尔维诺不仅承认自己口头表达困难，而且认为这是他写作的秘密动力之一：“我写作是因为我口头表达能力差。如果我谈话没有困难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写作了。”其实，提问者也没有忘记对他谈吐缓慢、不连贯、充满犹豫和停顿进行描述。1962年朱塞佩·德尔科尔这样写道：“卡尔维诺讲话很慢，即使是在回答很简单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差不多二十年后，皮耶罗·比亚努奇确认了这一点并推断：“卡尔维诺讲得很慢。在他的句法中，沉默也是讲话的一部分，有时无声胜有声。”保罗·毛里对卡尔维诺的言语特色做了全程关注；但是列塔·托尔纳博尼在采访介绍中提到他“那张雪貂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许因为当时他在谈论电影？卡尔维诺感觉自己是，并且的确是一位叙事作家。那年他五十七岁，离他崭露头角（《通向蜘蛛巢的小径》，1947年）整整过去了三十三年，在发表了二十多本书之后，他决心出版一卷散文集，收录1955年到1978年间的作品。于是《文学机器》问世，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传。他始终反对所有强制性及不容置辩的单一主张，并且在原则上怀疑自传以及自传主义。在介绍中他指出对“本书中发表言论的人”持保留意见，并且详细说明“在其他系列的著作和行为中（这些人）一部分与我意见一致，一部分与我相脱离”。部分一致，部分保持距离——这是一个兼具有机性和临时性的系统，这也是本书的全貌，是卢卡·巴拉内利的审慎智慧和不懈努力的结果。
一百零一次访谈跨越了四个十年——这是最珍贵的关于卡尔维诺自我评价的文集。其结果必然是一个全新的、宏大的自传体建设工地——一部不断进步的、变化的且复杂的多面性自传，随着时间、路线、前景的不断更新而不断拓展，不断更新与恢复，不断调整与确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类似旋转棱镜的自我介绍，从来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形态。也许这正是卡尔维诺原本想要呈现的——具有附着力但不呆滞，富有生机但不凌乱，并且力求不断提高自身建设，由此他可以时而倔强时而多变，时而固执时而飘忽不定，但从来不会静止不动，从来不会满足也不会模棱两可。

1951—1960年
在现实面前的作家（1951年）
戏剧与电影（1952年）
冒险作家（1954年）
需要思想与文化（1954年）
自画像（1956年）
现实主义与非真实风格（1956年）
幻想虚构，语言的多样性（1957年）
抵抗运动带我入世（1957年）
文学与意大利现实（1958年）
帕韦塞，卡洛·莱维，罗伯-格里耶，布托尔，维托里尼……（1959年）
距离与张力（1960年）
美利坚“不合众国”（1960年）
五十年代的意大利文学（1960年）
我的美国印象（1960年）
与卡洛·博的谈话（1960年）

1961—1970年
1960年的意大利电影（1961年）
文学中关于色情的八个问题（1961年）
披头族与“体制”（1962年）
《世纪中叶》（1963年）
在科托伦戈的监票员（1963年）
新资本主义与左翼反对党（1963年）
将评论家引上“歧途”（1964年）
文学与社会（1965年）
我在《宇宙奇趣》中继续幻想小说的话题（1965年）
对定义永不满意（1966年）
电影与小说（1966年）
我的风格变换的原因（1967年）
恒星的想象与语言（1967年）
威尼斯：水城的原型和乌托邦（1968年）
所有小说促使形成的那部独一无二的小说（1969年）
书不是陨石（1969年）
人生与梦想（1970年）
不间断的纸张的景观（1970年）
从书上到电视上的马可瓦尔多（1970年）

1971—1980年
傅立叶与回归乌托邦（1971年）
童话不可替代（1972年）
费诺利奥逝世十周年（1972年）
城市，记忆与欲望之所（1972年）
五十五座城市（1972年）
我想停下来稍作整理（1973年）
离婚公投（1974年）
不稳定与难统治（1974年）
夏侠，一个怀有千言万语的沉默者（1975年）
未来之城（1975年）
方言（1976年）
作家与传统（1977年）
斯大林主义年代里的意共文化（1977年）
1978年的形势（1978年）
儒勒，一个难以界定的作家（1978年）
从可能出发（1978年）
伏尔泰与卢梭（1978年）
史蒂文森，讲故事的人（1978年）
我是乖小孩（1979年）
单词的一般化，写作的准确性（1979年）
永不结束的故事（1979年）
为了找本书看，我写了十本（1979年）
用不同的名字出版每一本书（1979年）
我只相信慢工出细活（1979年）
人成年了吗？（1979年）
我怀疑得越来越多（1979年）
关于新个人主义（1980年）
小说心愿单（1980年）
司汤达与复杂性（1980年）
《文学机器》，我的死后书（1980年）
在十八世纪我会如鱼得水（1980年）
更换班子（1980年）
我钦佩会讲故事的匠人（1980年）
如果在秋夜，一位作家……（1980年）
还能讲个故事吗？（1980年）

1981—1985年
我喜欢越狱的囚犯（1981年）
叙事的力量（1981年）
我总是尝试新事物（1981年）
叙事可能性的一览表（1981年）
阅读小说（1981年）
莫扎特的叙述者（1981年）
当代寓言家（1981年）
电影评审员（1981年）
人的年龄（1981年）
我有两种字迹（1982年）
《真正的故事》（1982年）
我不是歌剧剧本作者（1982年）
我对深度表示深深怀疑（1982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1982年）
讲述《疯狂的罗兰》（1982年）
我写作是因为我没有经商的天赋（1983年）
眼睛与沉默（1983年）
格诺，智慧的提议（1983年）
帕洛马尔的视野（1984年）
肉眼辨识星座（1984年）
寻找复杂性（1984年）
对象的丰富性（1984年）
我的城市是纽约（1984年）
我有点厌倦了做卡尔维诺（1984年）
文学和历史中的时间（1985年）
我喜欢尝试新的形式（1985年）
世界不是一本书，但我们照读不误（1985年）
无声胜有声（1985年）
我通常以图像为出发点（1985年）
练习簿（1985年）
叙事产生理性（1985年）
意大利文学与我很投契（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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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