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不设防

演员是观众的镜子，暴露隐秘的自己，是为了让观众看到他们自己。

作者通过回溯个人演艺生涯及人生经历，深入剖析了“成为一名演员”是怎样一趟旅程，让表演者更加了解这份职业，也让普通人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要当演员。作为一本回忆录式的演员入行指南，书中没有只奉行某一特定派系的方法，而是鼓励表演者发现自己个性和能力的独特之处，从而找到个人化的工作方式，活出不一样的戏剧人生。

著者简介

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1923—2019），演员、戏剧导演、表演教师，7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戏剧界的顶梁柱之一。20世纪40年代在纽约的邻里剧院跟随桑福德·迈斯纳学习，50年代在李·斯特拉斯伯格的私人课堂和演员工作室学习，表演生涯中曾与克利福德·奥德茨和乌塔·哈根等杰出剧作家、导演和演员合作，后转向导演和教学。他是亚特兰大联盟剧院的首任艺术总监，曾在茱莉亚学院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任教。1953年在纽约创办了迈克尔·霍华德表演工作室，执教50余年，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译者简介

张越，男，80后，工学学士，戏剧与影视学硕士，喜欢电影和戏剧。现居北京。

多少世代前，洞穴居民们围坐在火堆前，当一个人站出来讲述狩猎的故事，大大的影子映在身后的洞壁上时，居民们懂得了他们刚才经历了什么，对他们自己的勇气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候人类需要演员，现在同样需要。

戏剧是从一个谎言开始的，表演却是不设防地揭开真相。当演员举起一面镜子映出自己，不是映出那些平常的时刻，而是最私密、最痛楚、最坦露的时刻，观众会从中看到他们自己。某种意义上，了解演员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 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要当演员？是什么让他们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

◎ 为什么“我”会那么执着于胜利，会在失败之后感觉那么糟糕？

◎ 表演中存在的是奥秘还是谜题？怎样发展为“我”独有的演技？

◎ 演员职业生涯的核心体验是什么？如何与“怯场”情绪共处？

◎ 演员最需要、最渴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

在我作为戏剧艺术家的人生旅程中，没有谁像智慧又宽容的迈克尔·霍华德这样给了我如此长期而持续的影响。他，就是这本智慧又慷慨的书的作者。

第一次见到迈克尔（那时候他对我来说还是“霍华德先生”）是我在表演艺术高中上到第三年的时候，他是我们班的头号表演教师。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以后想要从事戏剧这行，而且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当的不是演员，而是导演。那会儿，母亲和姨妈、姑妈们带我去看了很多戏。上初中的时候，我自己也演戏、写戏，还“导”戏，包括在一个朋友家的后院给我们一帮伙伴组成的小剧团排戏，忙得不亦乐乎。我的父母同意送我上表演班，每周六去，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一位漂亮的红头发老师发给我们印着独白的剧本，让我们练习之后表演出来。她则坐在旁边拿着剧本，在上面画上或朝上或朝下的箭头，用来标示台词语调的正确起伏。

当我听说了表演艺术高中，我就求父母让我去试试，尽管这意味着我要从我们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公寓到纽约的市中心区去上学。试演的日子到了。那天上午，我带着准备的两段独白走进试演的房间，里面坐着一排老师。我重现了（准确来说是模仿了）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在《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1950）中的那段开场独白，只是把他优雅地夹在手里的香烟换成了一支铅笔。那段独白的大意是这样的：“马戈·钱宁8岁时成名，出演了《仲夏夜之梦》中的一个精灵。从此以后，她就成了一位演员。”（我自己当时12岁。）

试演（其中还有一段即兴表演）结束时，一位面试官说他们今天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不过他补充了一句，让我从今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去上那个星期六的表演课了。

我被表演艺术高中录取了。刚开始的两年五味杂陈，有时我感到兴奋，有时我感到困惑，有时我又感到沮丧。我母亲得癌症去世了，我父亲很快再婚了，我觉得自己在家里成了一个外人；而老师给我的评语则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演员了。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每个学生每隔6个月都会收到一封可怕的信，信里会告知他们是能够继续这里的课程，还是必须转到别的学校去。

我一直很努力地做练习，比如即兴表演、感觉记忆，写下节奏单元和我的“意图”（甚至是在跟我的搭档开始片段练习之前），但看起来没有什么效果。不过，戏剧课程的带头人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东西，让她觉得这个专业里总会有我的容身之地，这样我才被留了下来。

第三年，迈克尔·霍华德开始教我们。我们并没像之前那样一上来就排练剧本，而是在剧本的基础上做各种即兴表演。我们会把规定情境演出来，而不是只用头脑去研究。（唉，我就总是那样做！）我们还做了各种练习，比如合上剧本，带着某种意图讲自己的台词，然后带着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未知去倾听自己的搭档。这让我们在读到下一句台词之前能够一直带着我们的反应。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有点领会到“潜台词”意味着什么，以及什么才是“在当下”。迈克尔坚持要我们在开始排一场戏之前先做一次完整的放松练习，然后为这场戏的情境做相应的准备。有一回我和我的搭档演一场戏，情境是我们误了一班渡轮。于是我们从教学楼里出去（那时候学校在46街），一路跑到百老汇再跑回来（有一个同伴帮我们开着校门）。回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气喘吁吁，这时才开始演这场戏：看着我们的船开走了。幸运的是我们那会儿还年轻，所以还有足够的气息把台词讲出来。

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是能够自由地将我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就是我的内在状态带进戏里。在迈克尔的鼓励下，这种练习渐入佳境，最终把“我”从我的头脑中赶了出去（这个“我”长久以来束缚着我，让我监督自己、评判自己）。一个奇迹般的下午，在我和搭档演完一场戏（竟然出自《卖花女》 ）后，我的身体里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刚才的一切都发生在当下——尽管是排练过的，却都是自发的。我终于知道了生活在舞台上是什么感觉。后来，迈克尔把我选进了四年级大戏的阵容，这让我大吃一惊。毕业时我拿到了最佳男演员奖——也拥有了我平生的第一块腕表。

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后，我继续在迈克尔的晚间私人课上跟着他学习。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他要去百老汇导一部戏，不得不缺席一阵，希望这阵子我能够替他上课。我觉得受宠若惊，可也有些犹豫，因为好多同学都比我年龄大。但迈克尔对我的信任还是让我答应了下来。于是我一边做导演，一边开始了一段教学生涯。迈克尔教会了我怎么演戏，这帮助作为导演的我理解了演员是怎样工作的；现在，他又鼓励我教人演戏，这些技能后来支撑了我的整个艺术生涯。

因为我曾以学徒和助手的身份在夏季剧目轮演中跟迈克尔一起工作，所以，1964年春天我在外百老汇导演尤内斯库的两部戏——《责任的牺牲者》（Victims of Duty）和《新房客》（The New Tenant）——时便邀请了迈克尔担纲主演。这是我一辈子最满足的事情之一。他是演员而我是导演，整个排练的过程仿佛就是我成长为大人的过程。

我还要说一件更加私人的事。对我来说，迈克尔并不只是一位专业上的导师，他和他的夫人贝蒂帮我度过了一些艰难的人生时刻。在我18岁“高龄”那年，我竟然从家里“出走”了（我家和霍华德家都在布鲁克林高地，只隔了大概五个街区）。迈克尔和贝蒂让我进了他们的房子，也让我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尽管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回家了，但我知道，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还有另一个家。

我在美国戏剧界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为此我要感谢好多人：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是他制作了我在外百老汇的第一部戏；乔·帕普（Joe Papp），是他给了我执导我的第一部莎剧的机会，让我看到了非商业戏剧的可能性，并点燃了我成为剧团艺术总监的渴望；还有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是他邀请我到茱莉亚学院新创立的戏剧诠释系担任系主任，这让我后来在戏剧系当了10多年的系主任。不过，正是迈克尔的耐心、理解和对真理的全情投入为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篇的开头，我说这是一本智慧又慷慨的书。智慧，是因为书中把成百上千的演员（其中很多在戏剧或影视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在迈克尔·霍华德的指导下所经历的东西清楚地展现了出来；慷慨，是因为书中将这一切与所有充满抱负的戏剧艺术工作者分享——不只是分享那些技术和过程，还有这位非凡人物传递出的人性与激情。

迈克尔·卡恩

华盛顿莎士比亚剧团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