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中国

1978至1985年期间，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花了1000多天，几乎走遍了中国全部省份，拍摄了超过20万张彩色照片。他敏锐的政治学眼光注意到中国正处在一段历史的起点。他来到中国，和老百姓一起住人民公社、上旱厕、坐牛车，不动声色地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衣着、饮食、工作、旅行、娱乐。他同时捕捉到深刻的传统元素和新的表达方式。《早春的中国》从久保田博二的海量底片中挑选出370多张照片，既有广泛传播的经典作品，也有大量首次披露的精彩画面，为读者呈现一个如早春般萌发新生的中国。

久保田博二，1939年生于东京，1962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后，移居美国成为一名摄影师，1965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他拍摄了196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同年回到日本。1971年，他成为玛格南图片社合伙人。1975年，他访问越南拍摄西贡，1978至2019年多次前往朝鲜拍摄，1979至1985年在中国拍摄，1988至1992年在美国拍摄。他还拍摄了缅甸和其他国家。

他于1970年获得讲谈社出版文化奖，1981年获得日本摄影协会的年度奖，1983年获得每日艺术奖。久保田在东京、大阪、北京、纽约、华盛顿、罗马、伦敦、维也纳、巴黎等许多城市举办过个人展览，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韩国、德国等多国出版摄影画册，包括《桂林梦幻》《黄山仙境》《中国万华》《中国》《从海到闪亮的海：美国的画像》《走出东方》《我们能养活自己吗？》《日本》《久保田博二：摄影家》等。

一段前所未有的坚定旅程，

28个省份、超过1000个日夜、20万次快门，

从森林到丘陵，从沙漠到高原，从农田到马路，从餐桌到广场，

超越普通人能身之所往、目之所及的景象，

遥远的，邻近的，陌生的，亲切的，皆有共鸣。

一个关键的变革时期，

山野间的原始欢乐混合着城市化的滚滚车轮，

旧的模式还未消亡，新的表达正在萌发，

敏锐的历史眼光发掘出充满希望感的画面，

如早春般流露自然的生机。

国家有了具体的面孔，名词有了真切的注脚。

翻开这本厚重的中国现代生活影像集，

可以看到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

资深纪实摄影师、玛格南图片社首位亚洲成员久保田博二

1980年代轰动世界的重要摄影专题“中国”，

启发一代摄影青年观察社会的纪实风格创作，

全球首次全面梳理出版，

370余张彩色照片鲜活呈现一个时代的丰富细节。

序一 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中观察中国

很久以前我对久保田博二先生的大名与摄影作品就深有所闻所见，记得当年，应该是1985年，他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型摄影展览以“中国”为题，展出了他1978—1985年拍摄的中国风景、风物、人事，丰富多样地呈现了一位有国际身份背景的日本文化人所见的中国。这一展览的作品是久保田先生在那一时期几乎走遍中国拍摄到的，而这个时期，“文革”刚结束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与被世界看到也刚刚成为可能。

这时，在中国的摄影界，长期以来的“中国式”新闻摄影虽然还大行其道，但也开始受到质疑与重新认识；而即将受到更多重视的“纪实摄影”和“新潮摄影”也已暗流涌动。摄影作为“认识”与“记录”社会与现实图像的艺术方式，既反思着满是笑脸与整齐亮堂景观的“新闻摄影”，同时，开始将关注点渐渐落在这片大地上苦难与刚毅的身影，也生发着批判、质疑、揭露、反抗的情绪。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之间，作为日本摄影家的久保田，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中日邦交）及特殊的条件（双方高层的支持）下，开始了他对中国的观察与拍摄。

久保田在中国持续7年的时间，走遍很多边远的地方及腹地，拍摄了20多万张照片。他因为有着与中国普通人一样的面孔，所以很便利地深入到中国的普通人之间，尽管他的汉语一直没有学好，但憨厚平实的笑容使他很方便地使用35毫米镜头近距离地抓拍普通人的日常真实生活；同时，久保田因为有着与中国摄影家不同的身份，既是“外国人”又有“特殊背景”，所以他在中国大地能够通行无阻，到处绿灯，甚至还可以使用军用小型复叶机高空拍摄，拍出一个宏伟秀美的中国。当然，久保田的日本东方文化底色，及对平和优雅审美的钟爱，也使他的画面不时地透露出温情与亲切。在那样一个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中，被长期屏蔽而只能作墙外观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通常是“红色”的、神秘的、扭曲的、沉重的。因此，当久保田的“中国”展览1980年初在纽约展出时，观众似乎在他平实朴素、优雅恬静的展示变革时期丰富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状态的画面中，看到一个不同于之前认知与想象中的“中国”，尤其是用高空拍摄的桂林山水的诗意与壮丽，似乎成了新的中国特有的精神审美象征。这一展览很轰动很成功，久保田的名气也大增。一位东方的摄影家拍摄的变革中的中国，令西方社会另眼看待了。

1981年和1985年，久保田博二关于中国影像的展览两度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都引起了中国文化界、摄影界及社会的高度热议与轰动。大家在展览上看到一个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中国，似乎回复到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片大地，重新认识我们周遭的人与生活、人与社会，而不像之前到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热火朝天的生产”“红光满面的笑脸”，或是压抑扭曲的面孔、沉重得透不过气的历史与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当人与历史、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对事与物的态度与眼光会更真切一些。

我们也注意到，1985这一年，同样在中国美术馆，美国的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像地震一样，撼动了中国的艺术文化界；而在此前后，中国的’85美术思潮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摄影界出现了“四月影会”“人民的怀念”展及后来的“艰巨历程”展等，这些组织和展览从摄影的独立性、形式问题，以及社会性、纪实性等，都进行了很多的探讨与实践，影响巨大。而恰恰在这样的文化时间缝隙中，久保田独特的社会学及艺术学摄影图像体现了他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表达。

2016年，那时我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馆长，吕楠老师引见了久保田博二先生，我们举办了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同时艺术品质很高的摄影展览“观之物语”。这一展览较全面地展示了久保田先生不同时期的摄影精品，当然，还有他当年在中国拍摄的部分令人记忆犹新的作品。

最近，曾经于1985年在美国出版的轰动一时的大型摄影集《中国》，在中国即将新版发行，我们可以从更丰富完整的摄影图像中重新认识与思考久保田对于中国特定时期的

深远意义。深深感谢久保田博二这样一位对中国真切观察与深入了解的摄影艺术家！

王璜生

2019年11月26日于北京

王璜生，1956年生于广东，美术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2000年至2009年任广东美术馆馆长，2009年至2017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序二 两个小故事

久保田博二先生富有洞察力的作品已广为人知，我讲两个有关他的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1989年底，我用李媚、范生平夫妇赞助的两千块钱和尼康FE2相机，以及殷德俭先生全新的尼康FM2相机，完成了东北两省四家精神病院的拍摄工作。在从四平回北京的火车上，感觉正从理想状态回归到现实，下一阶段的拍摄经费从哪里来还不敢想也无法想。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给殷德俭先生打电话报平安。电话里他告诉我玛格南在找我，还有两千美元代理作品的预付款。这真是个好消息。这笔钱让我在之后的六个月里，完成了四个省近三十家精神病院和近百个患者家庭的拍摄工作。

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这两千美元是玛格南预付的。许多年后，我才偶然知道这笔钱是久保田先生用自己的钱预支给我的。

作为来过中国几十次和富有同情心的摄影家，久保田先生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体制外的摄影师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是无法工作和生存的。

1992年四月，我开始了《在路上》的拍摄。1993年底，因为某种意外，我失去了全部摄影器材。两个月后的一天，久保田先生发来了一封传真，很绅士地说，他有一台徕卡M4-2相机和两个徕卡镜头，如果我需要，他可以永久地借我使用。

很快我就得到了这套相机。《在路上》和《四季》里的许多照片都是用这台相机拍摄的。

有意思的是，久保田先生这本书里的相当大一部分照片也是用这台相机拍摄的。

感谢久保田先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期珍贵且不可替代的了不起的影像。能遇到久保田博二先生是我的荣幸。

吕楠

2020年2月21日

吕楠，1962年生于北京，独立摄影师。1989年起用15年时间独自拍摄了被誉为“吕楠三部曲”的《被遗忘的人》《在路上》《四季》。2006年拍摄完成《缅北监狱》。

自序一 我的摄影之路

1960年，日本和美国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做了修订，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我还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就读政治专业，每天也都会跑到国会议事堂前参加请愿游行。

正好在这一时期，玛格南图片社的三位摄影师——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勒内·布里（René Burri）和波特·格林（Burt Glinn）来东京拍摄照片。格林全权负责为一份高级旅游杂志Holiday拍摄照片。勒内·布里为瑞士杂志Du摄影，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日本。因为我会说英语和德语，这期间便去给他们帮忙。

厄威特想给我现金作为酬劳，但我来自富裕的商人之家，并不需要他的钱。后来，厄威特给我寄来了一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看完这本书，我被摄影的巨大魅力折服了。波特·格林住在如今已被拆除的帝国饭店的一间套房，虽然我的建议没能给他太大帮助，他还是通过客房的送餐服务请我喝了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我也十分惊叹于套房洗手间的豪华。勒内·布里对我就读的大学最感兴趣，有三个多星期我都在给他帮忙。布里是一位相貌出众的超级美男子，很快就赢得了日本的年轻女士们的好感。他住在一家日式旅馆，摄影的同时也尽情享受这里带给他的美好体验。临走前，布里把自己用旧的徕卡M3机身送给了我。我拿给父亲看，请他给我配上镜头，父亲马上到银座的相机店里买来了50毫米和35毫米的镜头。

我突然开始幻想自己成了职业摄影师。他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到日本，却能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挥洒自如地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全球很多国家工作过。大三时，我告诉父母自己要去纽约当摄影师。当时只有外交官、能赚到外汇的商务人士或者富布莱特学者等极为优秀的人才能去外国，其他人连护照都很难拿到。对传统富有的商人之家来说，像我这样的次子，在某个大学读个本科学位，进大公司做工薪族，将来当个高层管理者，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我想，如果当时选择了那条路，我应该是能当上公司高管的。那样的话，既不会打高尔夫也不会玩麻将的我大概会在65岁前后退休，领到丰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过上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的生活吧。

然而我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纽约做一名摄影师。父母了解我的性格，所以也就接受了这个决定。我马上开始到银座的英语培训班学习口语。当时有一对一授课和班级授课两种形式，商务人士几乎都在班级上课。我不惜重金聘请了两位老师，主要都是一对一授课，想必花了父亲一大笔钱。后来得知银座还有教授如何使用打字机的培训班，我又去了那边学习。

我决定去纽约，在当时必须得有美国人做担保人才行。我硬着头皮请厄威特帮忙，没想到他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下来。担保人必须到公证处公开自己的财产情况，所幸厄威特财力雄厚，没有遇到麻烦。接下来，我带着这份证明文件到日本银行的总部兑换美元。当时日本人出国最多只能携带500美元。为了换到这500美元，我跑了好几趟，足足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最后我终于拿到了钱，却还要被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教一番，他告诉我要珍惜这笔钱。在那个时代，顶级公司的员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到50美元，所以500美元确实是一大笔钱。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父母和兄弟都到羽田机场为我送行。飞机顺利起飞后，我马上从窗口看到了下面的君津钢铁厂，突然感到十分孤单，还有一丝恐惧。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成为一名成功的摄影师绝不回东京。去纽约之前，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位曾教过我英语口语的老师，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又去堪萨斯州的乡下见了另一位老师。那里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所在地，我借住在老师已故父亲的床上。老师十分和蔼可亲，我与他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最后，我终于到了爱德怀德机场（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厄威特说过会来接我，但我在机场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之前已经约好由他带我去住处，所以可想而知，没找到他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我是多么担心。

厄威特的父亲鲍里斯是一名僧人，曾在京都的东本愿寺接受剃度。他在寺庙宿舍帮我找了一个临时住处，那里十分寒酸，连厄威特也大吃一惊。厄威特在父亲去世之后，每次和长子米沙来日本，都会去东本愿寺祭拜，让我十分感佩。如今，厄威特已经92岁高龄，来日本比较难了，不过他的儿子至今仍延续着这个做法。

因为我身上只有500美元，我只吃最便宜的东西。香蕉在日本很贵，但在纽约，一根香蕉还不到5美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的三顿饭都是香蕉，简直就像大猩猩一样。不过吃了一个月，我确实也吃腻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我悲观地以为自己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如今却要死于原子弹爆炸了。波特·格林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进驻首都哈瓦那的路上加入到他们之中，拍到了精彩的照片。为了帮助囊中羞涩的我，格林曾多次找我担任他的助手。康奈尔是罗伯特·卡帕的弟弟，他自己没有孩子，但他成了我在美国的父亲。当时冲印黑白胶卷十分昂贵，他为我介绍了两家超一流的冲印店，并支付了几乎全部费用。

那时，玛格南图片社只在纽约和巴黎设有分部。我每天都会到纽约分部的办公室，反复研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所有接触印相，还仔细学习了布鲁斯·戴维森的《东100街》，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极大帮助。

我还认识了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那就是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ész）。柯特兹住在纽约第25大道的高级公寓，他的太太拥有自己的公司，也负责管理柯特兹的作品。他们夫妇二人环球旅行时曾与我和妻子见面，我们一起共进了晚餐。从他们居住的公寓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公园。他拍摄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太太离世之后，柯特兹的独居生活十分凄苦，我时常去帮他采购食材，他家的门卫都认识我。

柯特兹在90岁前后，曾经来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他此行的目的是见我的儿子，并和我一起去他热爱的奈良。他在东京时住在帝国饭店，有一天去做按摩时，我用徕卡相机拍下了他的身影。虽然他听力不好，但还是立即睁开眼睛，问我：“你用的什么曝光组合？”我如实回答，他表示了赞同。当时，岩波书店负责美术书的编辑想出版柯特兹的书，但他没有答复。去奈良时适逢盛夏，我们住在奈良饭店。他的相机包很沉，我要替他背，他却做出一副可怕表情，断然拒绝。柯特兹有一个弟弟住在阿根廷，他离开东京，立即又去了正值寒冬的阿根廷，在那里患上了肺炎。后来柯特兹住进了纽约一家著名的医院，两个星期之后状态好了很多，我约好三天之后直接去家里探望他。我到的时候大门是锁着的。敲了几次门都没有人回应，我便走了进去，发现他已经去世了。我完全蒙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很犹豫应该联系警察还是去找门卫，最后拨通了和他一样出生于匈牙利的康奈尔·卡帕的电话。康奈尔让我确认安德烈是否还有呼吸，我则恳求他马上过来。过了40分钟，康奈尔才终于赶了过来。他会说西班牙语，马上给柯特兹在阿根廷的弟弟打了电话。后来，基金会的两位工作人员和纽约警察局的两位警察来到了现场。

我告诉岩波书店的编辑，柯特兹的书不能出版了。然而没想到他已经向基金会的人交代过这件事，可以由我选择合适的照片拿回东京，于是我挑选了130张最好的摄影原作，让基金会的人十分惊诧。最后岩波书店出版了一部堪称完美的柯特兹作品集，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被译介到多个国家。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在幼年时期的经历。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宣告日本投降。我想应该是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带来的影响，不过我不知道美国为什么会选择广岛和长崎。1944年12月31日，B-29轰炸机向东京投了一些小规模燃烧弹。当时的房屋都是木材建造的，应该是最适合使用燃烧弹攻击的吧。我家的房子也受损了，父亲急忙把它修好。然而到了第二年3月10日，又来了几百架B-29轰炸机，东京市内无数房屋都陷入火海，死了30多万市民。这时，除了父亲和母亲，我们家其他人全都搬到千叶县一个叫作御宿的地方。在这里的海边能打到很多种鱼，我和渔民叔叔们很亲近，他们会给我一些鱼。找到一切能吃的东西，就是6岁的我的工作。

有一天，一架舰载机突然低飞过来，用机关枪打死了好几名渔民，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眼前。那时受到的打击，恐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次经历给我的摄影师生涯带来了决定性影响，我永远不会去拍摄那些残忍的场面和人类的尸体。

御宿也处于危险之中了，于是我们又搬到了长野县一个叫小诸的地方。最让我开心的是母亲也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了。我们一家十来口人就住在向农户租来的两个小小的房间里。长野的冬天十分寒冷，厕所在房子外面，孩子们晚上也要上厕所，母亲几乎整晚都睡不了觉。当然不可能有大米吃，不过我们养了两只鸡。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母亲听说男人都会被投进太平洋，女人则都会遭到强奸。她不想把鸡留给美军，当即决定我们自己把它们吃掉。那顿鸡肉的鲜美味道，也是我今生都忘不掉的。

父亲一个人留在东京。他被征工了，要去位于东京立川的中岛战斗机工厂里干活，工作的内容是往引擎内部涂抹一种特制的油。父亲带一个很大的饭盒去上班，每天吃完粗陋的午餐，都会用饭盒装上满满一盒油带回来。他去黑市上把油卖掉，换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资金。我不知道是谁买下了这些油，把它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借住在东京雪之谷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直到1964年春天，父亲在他的出生地神田盖了一栋小房子，大家才总算能一起生活了。父亲仍旧每天都要去黑市，才能支撑一家人的生活。

1972年，为了庆祝中日建交，一个中国代表团乘大型邮轮来访问日本。日方负责接待工作的是西园寺公一先生和他的特别秘书南村志郎先生。中国大使馆设在新大谷酒店，两位先生也住在这里。他们商议用什么作为送给中方的礼物，最后决定将代表团在日本期间的活动拍摄下来，制成相册送给他们。我也收到邀请，成为摄影师中的一员，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拍出充分展现自己实力的照片。所有工作都顺利完成之后，两位先生承诺，如果我对拍摄中国有兴趣，他们会帮忙与中国政府商议。西园寺家族是日本的贵族，在中日建交之前，西园寺先生全家就住在北京，13年间一直作为民间大使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听说中国政府特意腾出了前意大利大使的官邸供他们居住。

两位先生一直没有任何音讯，我十分焦急。直到1978年春，我才接到他们的电话，问我是否还愿意去中国。为了商谈具体方案，我立即动身去了北京。我得到许可在北京待了两周半时间。当时我住在北京饭店，有三位政府官员来问候我，让我十分意外。接下来我到了新华社总部，发现有30多位官员都在那里等我。新华社摄影部有600多名员工，主任是最近新调来的，他之前是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他对摄影几乎一窍不通，却拥有进口所有摄影器材的权限。于是我建议他与位于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柯达公司联系，柯达公司马上邀请他去参观。我告诉他罗切斯特没什么好玩的，一定要去纽约和华盛顿看一看，然后回来时顺便在东京停留一下，我在东京把富士胶片公司的人介绍给他。

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他们问我想在中国做什么。我回答我想在中国的所有省份拍摄照片，首先要去两次桂林，每次一个月，然后去新疆，在喀什和吐鲁番待一个月，之后再去上海一个月等等。对方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我辩解说自己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干活很慢。第一次来北京，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让我十分激动。回到日本之后，新华社东京分社通知我拿到了有效期为94天的拍摄签证，于是1979年4月1日，我从北京乘坐火车来到了桂林，中方的周到安排让我佩服不已。一直到1985年春天，我多次来访中国。有一次恰逢西园寺先生也在北京，他称赞我说：“我原本还有些担心，可是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高，你做得不错。”还请我吃了一顿日本料理。

承蒙西园寺先生和南村先生的关照，我才能作为当时已故的周恩来先生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接待。我在中国的摄影接近尾声时，还有一个省一直未能获准前去拍照，于是我又去请西园寺先生设法相助。西园寺先生给周恩来先生的遗孀邓颖超女士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完成了在桂林、新疆和上海的拍摄之后，中国政府提出要为我举办摄影展。从哈尔滨开始我在九座主要城市举办了摄影展。他们要求我为每一幅照片写上说明文字，因为当时人们无法随意在国内旅行，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那时，我的前辈波特·格林正好要与艾莲娜重新组建家庭，在那个大家普遍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新婚旅行的年代，他们兴致勃勃地到沈阳参观了展览。我想，他们是最早来中国新婚旅行的美国人之一吧。波特是美国媒体摄影师协会主席。离开沈阳之后，他又来到北京与中国摄影家协会交流，还用中国政府的钱到桂林旅行了一圈。

我在日本出版的摄影集叫《中国万华》，书名是从褚遂良先生的字中选取的，只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除了日本版之外，这本摄影集还曾以“中国”的书名出版了六个外语版本，由以出版学术书籍闻名的W.W.诺顿公司的副主编及资深编辑M先生负责，还极为难得地请普林斯顿大学的史景迁教授撰写了序文。这部摄影集定价为75美元，卖了70000册左右。我由此获得了一大笔可观收入。随着摄影集在各国受到好评，我还在很多了不起的美术馆举办了大型摄影展。可以说，没有这本《中国》摄影集，就不会有我的今天。现在，我每年都会做一次筛查脑神经疾病和癌症的体检，很多著名医生都说从医学角度来看，我还能再活20年（我今年81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离世的那一天仍是现役摄影师，希望今后还能出版几部更新、更好的作品集。我从来没有领过稳定的工资，感谢妻子裕子一直给予我帮助和理解；我也十分愧疚，总是接连踏上长途旅行，让我们的独生子悠平在儿时常感到孤单。（郎旭冉/译）

久保田博二

2020年7月6日

序一 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中观察中国/王璜生 001

序二 两个小故事/吕楠 003

自序一 我的摄影之路 004

自序二 在中国度过1000天的摄影师 009

正文 015

索引 664

致谢 681

作者简介 682

出版后记 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