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本书从认识与表述我们自己、从民族性格看中国文化、重新发现汉语之美、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在庙堂与江湖之间、重新认识“古今中外”等六个方面探究了中国文化历五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所在，旨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域中深入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转型的复杂性，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现代性中应有的主体意识和本土立场。本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举例丰富，篇幅适度，语言生动活泼，是一部适合当下年轻读者阅读趣味的中国传统文化普及读物。

宋修见，男，1967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兼书记、美育研究院院长。首届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著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与北京大学》和《中华美育精神访谈录》（主编）等。

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深入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人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全面认识与完整表述一个民族的灵魂，显然是相当不易的！

从人类文明整体来看，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加和古玛雅等文明实体都分别中断、消亡或演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唯有中国文化不断融合调适成为一种具有内生活力的文明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战乱动荡、改朝换代而绵延不绝，其中自然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人口规模、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多种原因。但其内生活力则还可从更深层次的文字内涵、文化理想、民族性格、宗教信仰、思维模式、生活理念、哲学思想与艺术精神等诸多方面来剖析研究。

英国文学家乔治_N.赖特（George N. Wright）在《中央帝国》一书的“1858年版导言”中写道：

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与我们不同的习俗和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长期占据人类历史发展顶点，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出其右。a

1858年是清咸丰八年。这一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的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清政府先后与俄、美、英、法等国分别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在这样的世变之下，乔治_N.赖特能如此客观地评价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诚属难得。

1890年，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开始连载美国传教士亚瑟_亨_史密斯（Arthur H.Smith）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四年后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将其结集出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成为西方人研究介绍中国人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据说还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必读书。这位1872年来华、中文名字为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书中写道：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其有记载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远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异化或崩溃的古老民族，也从未被任何民族，从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样古老。对这一空前绝后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呢？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的宇宙命运面前，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a

明恩溥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富有意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古走到今？我们何以能自公元前221年以来始终使用着统一的文字，阅读着永恒的经典？何以能够在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在生活礼俗和道德伦理方面坚守着一以贯之的原则？也即是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从明恩溥成书至今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又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中国人民又进行了无数的奋斗。单就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磨难与奋斗而言，明恩溥的问题也是特别值得研究和回答的。虽然西方的“中国学”研究由来已久，但是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功课还远远不够。

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应该不是体魄之强健，而是缘于文化的力量。是上善若水、兼容并包的中国文化赋予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命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和柔韧的智慧力量。被誉为中国文化“大道之源”的《易经》讲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千多年来，“自强”与“厚德”刚柔并济的品格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强大基因。所以，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理应从中国文化中一探究竟。

19世纪末，还有一位中文名字为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的美国传教士这样赞叹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诚然，叛乱和政治动荡在中国的历史上时有发生，但中国人的性格和他们的思想里所蕴含的万物生生不息的观念使这个民族得以无数次地恢复元气、重整河山，灾难和动乱只不过是中华帝国绵延发展与生长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羁绊和阻碍而已。这种大智大慧的思想不仅使这个民族雄踞于东方世界之中，即使在基督教国家看来，她也是独树一帜的。a

倪维思表达了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观念的赞许，并称赞中国有三千年的“信史”，中国语言“复杂精深”，中国文学“包罗万象”，认为这些是“使这个民族得以无数次地恢复元气、重整河山”的重要原因，显然是十分中肯的。梁漱溟也讲道：

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a

“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这是十分精辟的论断！那么，在古今中外文化再度深相激荡的大时代，认真探究中国文化的生命力继而深入开掘这份生命力，使之为民族复兴提供伟大的力量，当是这大时代里的大课题。如当代学者张德祥在《中国文化的基因、活力和能量》一文中所讲：

文化的命运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基因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华夏文明不仅有着深厚根基和悠久传统，而且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本元基因。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b

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是这大课题中必须要做的工作。但是，20世纪以后我们学习西方的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学科划分日益精细，文化的“专业化”阻隔了我们对文化“更基础”和“更根本”的整体性理解。如美国学者雅克 _ 巴尔赞（Jacques Barzun）所言：

通过专业化，文化被委托给专家了；文化已经不再是其分享者用来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这种碎片化：大家都在谴责，没有人采取实际行动。专家把一个小题目当做自己的领域——而且一辈子都是兴趣或眼界狭窄的人。但是，通过这种文化委托，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场所中。这些美好事物的价值不再是给人们的头脑和内心带来的直接影响；它们的价值在于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作为荣誉标识，作为被销售的商品，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a

显然，正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的“文化委托”，对任何学科领域的学者来说要整体认识和阐述文化都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尤其是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

英国学者雷蒙_道森（Dawson. R.）曾这样感慨：“鉴于中国文献卷帙浩繁，令人望而却步，不知从何处入手；鉴于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源远流长，有着持续的传统；鉴于今日中国的局势殊难为人理解，因而要清除绝大多数欧洲人的中国作为‘一个扇子与灯笼、辫子与斜眼、筷子与燕窝汤、亭台楼阁与宝塔、洋泾浜英语与缠足的国度’的‘无知’谈何容易。”b

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面对“文献卷帙浩繁”和“历史绵延数千年”，也会有“盲人摸象”和“提灯照物”之感。但转念想来，既然对任何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是不是就可以释然自顾地说上一气了呢？虽然会挂一漏万，但这“一”如果能够激发人们去探索那漏掉的“万有”，便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这个意义更在于郑铁生在《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与生命力》一文中所讲：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基因，依旧流贯在我们的身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这才是需要我们大力开掘的根本内涵。而恰恰这个根本问题还没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c

是为序。